中國延安幹部學院 馬廣榮 任曉偉
一、“兩個總體布局”相適應是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之一
黨在領導中國革命時期，麵對的一個基本的曆史課題就是科學地規劃中國革命進程中的“兩個總體布局”，一個是從政治、經濟、文化、革命道路等方麵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體布局進行科學規劃，一個是對黨的建設進行與之相適應的科學規劃。其中，第一個布局是第二個布局展開的目標和方向，而第二個布局則是實現第一個布局的動力和保障。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之一就是，隻有這“兩個總體布局”相互適應，相互協調，才能推動革命的勝利。相反，如果對這“兩個總體布局”處於一種理論上的不自覺認識中，在實踐中對其內在關聯進行割裂，那麼，隻能導致中國革命的曲折和挫折。
建黨之後，在很長時期裏，黨關於“兩個總體布局”的認識是模糊的。這不僅是說，就全黨和中央領導的層麵講，由於對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如何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問題沒有形成科學係統的認識，而且對於黨的建設的總體布局及其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在關係也沒有形成科學的認識。1937年3月，劉少奇在給張聞天的一封信中說，黨內有“濃厚的宗派主義成分和成見。黨內相互平心討論的自由，可以說完全沒有。黨內一有不同的新奇的意見提出，就恐慌，就召集會議來鬥爭。領導機關工作的民主精神很差”。這鮮明地反映出錯誤路線指導下黨的建設的整體狀況，而這種狀況的存在和發展反過來又妨礙著黨對中國革命事業總體布局進行科學的認識和規劃。
1935年遵義會議後，隨著毛澤東在黨內領袖地位的確立，黨對“兩個總體布局”的認識和實踐出現了曆史的轉折。一方麵，在對曆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中，黨對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如何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曆史課題的認識不斷深化，由此推動著黨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不斷成熟和進一步發展。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新民主主義政治路線、反對大地主、官僚資本家、保護民族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經濟路線、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路線以及以農村為中心、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等關乎中國革命事業全局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得到了全新、係統的認識。可以說，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前，黨已經初步解決了第一個總體布局的重大問題。這樣，能不能全麵實現第一個總體布局，關鍵的問題就是能不能實現第二個總體布局。
1938年9月-11月在延安召開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其曆史地位恰恰在於形成了與革命總體布局相適應的黨的建設的新布局。
二、六屆六中全會對黨的建設的新布局
六屆六中全會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下克服了王明的右傾主義錯誤，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堅持並進一步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政治原則和抗日遊擊戰爭的軍事戰略，“表示我們已掌握了馬列主義，以之分析具體的複雜的環境，定出正確的政策和方針”。同時，這次會議從理論、領導製度、幹部隊伍以及作風等方麵推動和加強了黨的建設，形成了內在適應抗日民族戰爭條件下中國革命事業新的總體戰略布局，成為黨的建設史上一個重要的裏程碑。
（一）六屆六中全會明確了黨的理論建設的主題
六屆六中全會對黨的建設的首要貢獻就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黨在理論建設上的主題確定了下來。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曆史過程。建黨後，黨客觀上開始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提出了一係列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認識。特別是1927年毛澤東在實踐中開辟了以農村為中心的新革命道路後，圍繞著對這條道路的認識，毛澤東通過《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反對本本主義》等理論著作不斷拓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但在六屆六中全會之前，就全黨的認識水平來說，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還是不自覺的。1931年4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王明“左”傾路線指導下向全黨發出“對於共產國際，要鐵一般的忠實”的號召後，教條主義在長時間裏嚴重妨礙了黨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正確認識。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抗日民族戰爭條件下中國革命的一係列複雜問題，同時在理論上開始自覺地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毛澤東思想在多方麵得到了發展。但1937年11月王明回國後根據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兩次政治局會議上推行的右傾主義“一度又模糊了黨內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以致此後約半年的時間內，毛澤東又處在少數甚至孤立的地位”，從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麵臨著新的逆轉。王明新右傾主義與1931-1935年間的“左”傾主義一樣，實質上是“對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替別人想得太多了”！這樣，馬克思主義要不要中國化、如何確定黨在理論建設上的主題就成為六屆六中全會的一個重大問題。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指出：“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毛澤東的這一闡述包含著對黨的曆史經驗和教訓的深刻思考，體現著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曆史條件下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深刻思考。由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概念高度凝練地指出了建黨以來中國革命曲折的根源，明確了黨的理論建設的主題，因此迅速成為全會的共識。張聞天在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中強調：“要認真的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使它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所接受。”林育英（張浩）在關於職工運動的報告中提出，在領導和發展職工運動的過程中要注重工作方式方法的民族化、中國化和通俗化。王明在全會上的發言中也不得不說道：“馬列主義理論民族化，即是將馬列主義具體運用於中國，是完全對的。的確，隻有使馬列主義深廣的中國化，成為中國人民血肉之親的東西，成為中國曆史發展和社會進化的必然產物，成為繼承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才能夠真正家喻戶曉和深入人心。”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黨在理論建設上的主題，為反對理論上的教條主義，擺脫政治上的“左”右搖擺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是黨走向成熟的理論標誌。
從毛澤東和其他人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中可以看出，這時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主要強調的是基於實踐具體性和特殊性之上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具體運用。關於這一點，六屆六中全會決議案指出：“必須加緊認真地提高全黨理論的水平，自上而下地一致努力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學會靈活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國際經驗應用到中國每一個實際鬥爭中來。”但是，六屆六中全會的這一表述並不完整，還隻是解決了馬克思主義要不要中國化的問題。隨著在反對教條主義過程中黨的思想路線問題的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展。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提出了“矢”和“的”之間的關係，指出：“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1941年8月，張聞天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突出強調：“中國革命的理論，趕不上實際的發展。”“現在中國同誌還沒有人能寫一本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書。”這時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黨的理論建設的認識定位已不僅僅是運用的問題，而是在“有目的”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寫出“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書”，建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整風運動期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的這一新拓展是著眼於如何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視角對六屆六中全會關於黨的理論建設主題的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