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屆六中全會開創了黨的作風建設的新局麵
雖然六屆六中全會並沒有明確提出黨的作風這一概念，但黨在思想理論、領導製度和幹部隊伍建設上的深刻變化必然要表現在黨的作風上，必然要對黨的作風提出新的要求。
六屆六中全會前，黨的作風問題就開始提了出來。張聞天在1938年4月《論青年的修養》和7月《論待人接物問題》這兩篇講演中已經開始比較具體細致地思考研究黨的作風問題。這兩篇講演“論述的並不是什麼一般的人情交往問題，而是作為共產黨員如何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從團結最廣大人民群眾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大局出發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應該具備的黨員修養問題”。在《論青年的修養》中，張聞天針對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問題指出：“一切先進的革命的理論，我們也隻能當做行動的指南而不能當做教條。一切先進的革命的理論，也要在實踐中充實自己與發展自己。”關於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張聞天則強調，人民群眾是曆史發展的基礎，“要時時刻刻去為群眾服務，處處能夠為他們謀利益，為他們的利益犧牲自己的一切”。在《論待人接物問題》中張聞天明確提出，共產黨人在待人接物的問題上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立場與中國傳統文化、風俗習慣的特點結合起來，“使之適合中國革命的要求，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任務之一”。把普通的待人接物問題提高到黨的“重要任務之一”的高度，表明張聞天已經體察到了黨員的作風與黨的生命之間的內在關聯。因此，張聞天在六屆六中全會報告的結論中突出強調說：“中國革命要有強大的統一戰線，同時要有強大的黨。”“如何使黨成為強大的黨，概括起來說，必須具備下列四個條件：（甲）堅定的正確的政治立場；（乙）靈活的革命的實際主義；（丙）前進的艱苦奮鬥的精神；（丁）大眾的民主主義的作風。”這既是建設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四個條件，也是黨在加強自身建設、推動中國革命進程中必然要展現出來的獨特作風。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也指出共產黨員應該在多個方麵成為“模範”，“共產黨員的先鋒作用與模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特別是“共產黨員應該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範”，“共產黨員又應成為學習的模範，他們每天都是民眾的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眾的學生”。盡管毛澤東這裏使用的是“模範”這一概念，但從其內容來看，這些“模範”展現出來的正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作風。六屆六中全會關於黨的作風問題的論述對劉少奇產生了強烈的影響。1938年12月底，六屆六中全會結束後劉少奇在前往華中路過河南澠池時就開始“講共產黨員的修養問題”。在此基礎上，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係統完整地講述了共產黨員的修養問題，指出共產黨員應該具備八個方麵的修養：“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修養，要有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和處理各種問題的修養；要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略、戰術的修養；要有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和道德品質的修養；要有堅持黨內團結、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遵守紀律的修養；要有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的修養；要有善於聯係群眾的修養，以及各種科學知識的修養。”劉少奇關於共產黨員修養的論述與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張聞天的論述相比有一致的地方，也有許多重要的發展和獨創性的貢獻，特別是劉少奇以黨員個人的修養為著眼點，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結合的方麵全麵論述了共產黨員加強自身修養的目標、內容和方法，這大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中國化的進程。
無論是張聞天說的共產黨員的“條件”、毛澤東說的共產黨員的“模範”作用還是劉少奇說的共產黨員的“修養”，客觀上已經包含了後來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所科學論述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和人民群眾密切地聯係在一起、自我批評這三大作風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看，六屆六中全會無疑開創出了黨的作風建設的新局麵。
三、革命事業中的“兩個總體布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兩個總體布局”
1945年5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上關於第七屆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問題的報告中說：“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沒有六中全會，今天的局麵不會有這樣大。”6月10日，在七大上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這些都是對六屆六中全會曆史地位的高度評價。許多論著往往僅僅著眼於毛澤東在黨內領袖地位的鞏固這一點來理解毛澤東的這一評價，其實在毛澤東的這一評價中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次會議把黨的建設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曆史階段，勾勒出了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基本框架。六屆六中全會對黨的建設部署呈現出新的總體布局特征與遵義會議以來逐漸形成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對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條件下中國革命的總體戰略布局是相適應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六屆六中全會形成了黨的建設的總體要求與中國革命的總體戰略布局這“兩個總體”相適應的全新局麵，因此才能著實起到“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曆史作用。
“兩個總體布局”相適應不僅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本經驗之一，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順利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也就是說，六屆六中全會用黨的建設的總體布局推動和保證革命總體布局的實現，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也存在著對“兩個總體布局”的不斷探索和認識的重大問題。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在理論和實踐中麵對的一個全新的曆史課題。曆經以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不斷探索，到黨的十七大逐漸形成了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理論的重大貢獻。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能否實現，關鍵在於黨的建設能不能跟上並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的實現。由此，黨的建設就突顯出了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程中的戰略地位。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黨的十七大在係統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同時，對黨的建設的總體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形成了以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主線來統領黨的思想、組織、作風、製度和反腐倡廉建設工程。“一條主線、五大建設”的新要求形成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相適應的黨的建設的新布局，這是保證和推動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一“新的革命”順利發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