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還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首要任務是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即是要按照中國的特點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指導千變萬化的中國革命實踐，避免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這要求黨不僅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要了解中國情況，真正做到布爾什維克化，才能在實踐中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水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另一任務是“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即要避免將蘇聯經驗神聖化，通過把中國革命中的豐富的實際經驗升華為理論，充實、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再反過來指導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同時，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王明的教條主義，在政治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他說：“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六屆六中全會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已“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號召“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要求“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曆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六中全會的決議也強調：“必須加緊認真地提高全黨理論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學會靈活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國際經驗應用到中國每一個實際鬥爭中來。”全黨對馬列主義理論學習的重視及理論水平的提高，有利於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中國革命實踐中的各種問題。六屆六中全會本身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重要會議，毛澤東說六中全會“是一個好的會議，是黨的曆史上少有的，討論的問題多，經驗豐富，態度認真。我們黨奮鬥了17年，空前地進步了，黨已經能夠更靈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可以說，遵義會議是黨從領導層開始有意識地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起點，而六屆六中全會則是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裏程碑。
三、全會總結了中國革命特別是抗戰以來的經驗和教訓，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典範
六屆六中全會在批判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科學地總結了中國革命特別是抗戰以來的經驗和教訓。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革命的道路給予高度概括，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
（一）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整體戰略的理論
關於中國革命道路，中國共產黨曾走過兩個“誤區”：一是長期合法鬥爭的誤區，一是“城市中心論”的誤區。這是與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和“左”傾領導人照搬國際共運的經驗分不開的。南昌起義宣告了黨已邁出了第一個誤區，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提出了“槍杆裏出政權”的論斷，但沒有從理論上進行論證。毛澤東的《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奠基之作，但它基本上沒有突破“城市中心”的局限，其思想還沒有上升到黨的整體指導路線。革命戰爭長期進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革命領導者認識到中國革命勝利隻有通過戰爭才能解決，認識到敵我懸殊這一事實，從而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紅軍長征到陝北後，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著作中，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和長期性，對“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的國情，對“敵人的強大”和“紅軍的弱小”的現實，做了更明確和完整的論述。這些根本認識上的提高，就為農村包圍城市整體戰略的確立創造了前提。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中，又論述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和抗戰的持久性，顯示出中國革命道路應用於國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一致性。可見，六中全會前黨中央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道路的認識已相當成熟。而毛澤東領袖地位和政治路線的確認，使六中全會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理論成為可能和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