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學 郭偉峰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抗日戰爭即將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的重要關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這是六大以來開會時間最長、出席人數最多、討論時間最深入的一次全會。這次全會在抗戰關鍵時刻分清了黨的路線是非，基本糾正了王明右傾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確立了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豐富和發展了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成果，為全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開辟了新的境界。
一、全會在黨的關鍵時期分清了路線是非，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六屆六中全會是在黨內經曆了一場大爭論後召開的。抗日戰爭爆發伊始，1937年8月，洛川中央政治局會議製定全麵抗戰和獨立自主遊擊戰的戰略方針，已為抗戰實踐所證明是正確的。可是，共產國際從服從蘇聯外交政策需要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的抗戰需要依靠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希望中共轉變政策同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努力從政治上影響國民黨而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共產國際擔心中共不能適應新的環境和新的任務，認為“必須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國際形勢的人去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37年11月29日，王明肩負共產國際使命回國幫助中共實現政策轉變。他以領袖自居，在同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以傳達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新政策”為名作主要報告。他雖然也講了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但重點卻否定洛川會議以來中央的路線和政策，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關於國民黨中有左、中、右派的分析，點名批評劉少奇有關“抗日遊擊戰爭基本政策”的正確觀點，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等係統的右傾主張。麵對全麵抗戰的複雜形勢，黨的許多領導人一時也不能準確把握形勢的發展，一種忽視獨立自主、在國共兩黨關係上“不主張區別”的右的錯誤觀點正在黨內滋長發展。會議通過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事實上等於認同了王明所強調的“新政策”。毛澤東堅持自己的意見，但是在會上居於少數的地位，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受到置疑，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受到衝擊。會後王明即去武漢，把十二月會議精神寫成《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擅自發表，提出“六大綱領”，推翻黨中央全麵抗戰路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繼續推行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央在延安召開三月政治局會議，王明仍然堅持自己的錯誤觀點。為解決黨內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爭論，這次會議決定由任弼時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抗戰情況和國共兩黨關係，以加強相互了解。1938年4月14日，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的書麵報告大綱，後又向共產國際作了更為詳細的口頭彙報。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據此作出決議，確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讚同黨的鞏固擴大八路軍、新四軍，開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同時保持政治上、組織上獨立性的正確主張。季米特洛夫還接見了行將回國的王稼祥，表示在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稼祥回國後，9月24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決定，說“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的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央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同時還轉達了季米特洛夫表示支持毛澤東領導地位和要求中共內部團結的臨別贈言。與會同誌聯係抗戰實際，深入討論共產國際指示，分清了政治、思想上的路線是非。會議經過討論認為，王明為政治報告所準備的發言提綱比較空洞，不符合抗戰實際；而毛澤東的發言提綱從實際出發，總結了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闡明了問題。並決定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由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政治報告。
在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他總結了抗戰以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明確肯定了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指出了在統一戰線中有團結又有鬥爭，批判了關於統一戰線問題上的遷就主義錯誤。全會深入討論了政治報告，對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方針的問題上，從思想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麵批評了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主張。毛澤東運用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明確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做教條對待，而應當看做行動的指南，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學。因此“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全會決議也明確提出：應當徹底肅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凶惡敵人——思想上的及工作上的公式主義、教條主義與機械主義。並號召全黨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會靈活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國際經驗應用到中國每一實際鬥爭中來”。這就為全黨普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並結合中國實際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全會確立了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任務，從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全黨的自覺行動
六屆六中全會與六屆四中、五中全會盛行馬列主義教條化、共產國際決議神聖化根本不同，它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批評王明教條主義，確立了黨的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第一次使用“實事求是”這一概念，並且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黨提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因為隻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他進一步對“實事求是”的內涵作了多方麵的闡述。在親身經曆了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後，他深深感到一些富有實踐經驗的同誌之所以受王明右傾教條主義的迷惑，上當受騙，就是因為缺乏馬列主義理論根底；深深感到我們黨的馬列主義修養不高，並且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深深感到這與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抗日戰爭的任務很不相稱。因此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強調全黨同誌要理論聯係實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完全是為了認識中國革命規律，指導中國革命運動。如果我們黨內有一百至二百個領導幹部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主義，那麼就會大大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加快戰勝日本帝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