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會上指出：中國與資本主義各國不同，“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製度，而受封建製度的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裏，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澤東還揭示了中國反動統治階級的殘暴本質，指出他們都掌握著龐大的反革命武裝，都懂得“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本點，因此，中國革命的特點，隻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毛澤東還從中國三位一體的條件：一是半殖民條件，二是大國的條件，三是今日條件，來論述農村包圍城市不僅適合於國內戰爭，還適合於抗日戰爭。全會再次論述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否定了王明“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遊擊戰”的方針，並決定將黨的主要工作方麵放在戰區和敵後。至此，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正式形成，作為整體戰略也已在全黨正式確立。
（二）豐富和發展了關於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理論
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製定的統一戰線獨立自主政策及其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等會議上的說明，強調了它是保存和發展自己的陣地，把抗日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環節。但是，王明認為強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獨立自主原則不僅會破壞統一戰線，更是違背國際主義的民族主義。因為斯大林把“毫不動搖、無條件地捍衛蘇聯”作為判斷革命者和國際主義者的標準，且認為日本對中國的進攻是“更加向前作反蘇戰爭的一步”，並堅持“武裝保衛蘇聯”的政策。同時斯大林把抗戰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蔣介石及其領導的正規軍身上，認為中共堅持獨立自主不利於國共合作抗戰和保衛蘇聯。毛澤東批評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論調，並從三個方麵論述獨立自主原則及其重要性。首先，毛澤東將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和統一性結合起來。他說：要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保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雖然獨立性隻是相對的，他服從於統一性，否則就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但是，決不能抹殺這相對的獨立性，必須有相對的自由權。否認獨立性，隻講統一性，這是背棄民權主義思想，也同樣會破壞團結對敵，破壞統一戰線。因此，“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其次，毛澤東將統一戰線中的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結合起來。他說：在抗日戰爭中，一切必須服從抗日的民族利益，這是確定的原則。因此，階級鬥爭的利益必須服務於抗日民族利益。但是決不能借口民族鬥爭而否認階級鬥爭。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是個事實。因此，在處理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時，既要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要保持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毛澤東批評了王明的投降主義：它將使黨犧牲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成為資產階級的尾巴。“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不對的。因為“國民黨的方針是限製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隻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再次，毛澤東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他批評了“政治上糊塗的人，或者別有用心的人”將二者割裂開來的論調，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就是愛國主義，同時又是國際主義。“因為隻有為著保衛祖國而戰才能打敗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隻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被打倒了，同時也就是幫助了外國的人民。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
（三）確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組織路線
全會提出了“組織工作要中國化”的任務。張聞天說：“我們是在中國做組織工作，一定要嚴格估計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民族習慣、道德的特點，正確認識這些特點”。“將外國黨的決定搬到中國采用，是一定要碰釘子的。”“我們要的是國際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我們要使組織工作中國化，否則我們就不是中國的共產黨員。”全會製定了“才德兼備”和“任人唯賢”幹部路線。毛澤東指出：“共產黨的幹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係，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幹，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鑒於黨在組織上的“宗派主義”和黨內鬥爭中“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曆史教訓，會議強調必須關心幹部，必須善於識別幹部，必須善於使用幹部，必須善於愛護幹部。全會製定了黨員隊伍建設的正確方針，強化了黨內民主和黨的紀律。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應該成為英勇作戰的模範，執行命令的模範，遵守紀律的模範，政治工作的模範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範”。應實行“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的發展黨員的方針，克服“關門主義”傾向。針對張國燾和王明嚴重破壞黨紀的行為，會議第一次集中而精練地概括了民主集中製的主要內容，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體領導。”
六屆六中全會取得的理論成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典範，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能夠認清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在理論與實踐上已經能夠創造性地運用、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繼往開來的偉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