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抗戰局麵迅速發展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於1937年11月10日發出致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陳雲並轉共產國際書記處的電報：“全國工作大開展，領導幹部不夠分配，請即刻將陳雲、趙容（康生）、鄧發、李立三、吳玉章、滕代遠、陳鐵錚（孔原）、陳潭秋、高自立、曾山等諸同誌派回中央工作。”11月14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王明和康生等由蘇聯莫斯科飛抵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11月29日，王明等同機抵達延安。毛澤東、張聞天等前往機場迎接，並舉行了歡迎儀式，毛澤東致歡迎詞。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會議。王明在9日的會議上作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並在10日的發言中著重講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績。王明的報告中在堅持國共合作、堅持抗戰等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的意見，但是在怎樣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國共合作，怎樣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問題上，卻提出右傾的錯誤主張。王明在報告中批評洛川會議以來黨中央所采取的正確方針和政策。他認為過去太強調民主、民生問題，不讚成提改造國民黨政府的口號；他反對關於國民黨內有左、中、右三種勢力的提法，認為隻有抗日、親日之分；他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運用法國共產黨“一切服從人民陣線”和“一切經過人民陣線”的經驗，從而做到“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他反對提國民黨和共產黨誰吸引誰的問題，主張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王明的報告提出了比較全麵、比較係統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由於他是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打著傳達共產國際精神的旗號，因而迷惑了一部分與會的同誌，對以後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和損失。12月11日，毛澤東就王明報告中提出的問題，作了有針對性的闡述和進一步的解釋。張聞天、劉少奇等也闡明了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由於毛澤東等的抵製，王明的錯誤意見沒有形成會議決議。
關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毛澤東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指出：“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麼樣呢？有人說他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得不好，需要有一個新的方針。所謂新的方針，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問題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或減弱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還是運動戰。”毛澤東接著指出：“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誌在蘇聯養病後回國帶回來的，由王稼祥同誌傳達的。”
王稼祥是1938年7月底回到延安的。隨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3日召開常委會議，會議決定9月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並決定王稼祥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兼代八路軍政治部主任。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王明、朱德、周恩來、康生、秦邦憲、王稼祥、項英、陳雲、劉少奇、彭德懷。在14日的會議上，王稼祥首先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德）、毛（澤東）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毛澤東在24日的會議上作長篇發言，講了五個問題：一、這次會議的意義；二、共產國際的指示；三、抗戰經驗總結問題；四、抗日戰爭與抗日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五、今後任務。毛澤東還在27日最後一天會議上再次發言說，這次政治局會議取得了偉大的成功，從而可以保證六屆六中全會的成功，並建議在六中全會通過一個工作規則。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六屆六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是：一、張聞天致開幕詞；二、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三、毛澤東作政治報告。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期間，從10月12日下午開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會議作題為《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的政治報告。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繼續作報告。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共分為八個部分：一、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二、抗戰十五個月的總結；三、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階段；四、全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五、長期戰爭與長期合作；六、中國的反侵略戰爭與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七、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八、召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在14日作政治報告第七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時，強調全黨要普遍地深入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反對教條主義。毛澤東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接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係的。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