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郵電學院 姬睿
西安事變紀念館 姬乃軍
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1938年在延安橋兒溝召開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是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重要會議。七年之後，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於6月10日向大會作《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中，曾強調指出：“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會。”毛澤東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命運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12人，即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明、秦邦憲、項英、康生、王稼祥、彭德懷、劉少奇、陳雲；有中央委員5人，即關向應、張浩、楊尚昆、李富春、李維漢；此外，還有黨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地區的負責人38人。會議的秘書長為李富春，秘書為王首道、陳剛。
延安橋兒溝當時是中共中央黨校的所在地。會議在當時被辟為中央黨校禮堂的天主教堂舉行。在會議召開期間，與會的同誌住在天主教堂附近的石窯洞內。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戰略階段後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麵的戰略規劃。全會基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六中全會最顯著的貢獻，就是毛澤東在會議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任務，並且精辟闡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內涵，從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
作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實踐中，就已經開始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瞿秋白、蔡和森、鄧中夏等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也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
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不僅在實踐上首先把武裝鬥爭的立足點放在農村，領導開創井岡山根據地，而且從理論上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進行了探索和總結，從而提出了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指明了反映中國革命發展的特殊規律，指明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井岡山道路的開辟，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的偉大貢獻。
針對20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定和俄國革命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毛澤東於1930年5月在贛南尋烏進行了為期十多天的社會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整理成八萬多字的《尋烏調查》。同時，毛澤東還撰寫了一篇題為《調查工作》的文章。這篇文章在1964年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時，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在這篇名作中深刻地闡述了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原則的重要性。毛澤東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和“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的著名論斷。毛澤東指出：“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毛澤東強調說：“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鬥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在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裏麵。”“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毛澤東指出：“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黨——共產黨的鬥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鬥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裏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鬥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
在毛澤東的這篇著作中，作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已經初步形成。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會議，解決了在緊急戰爭形勢下黨內所麵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是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係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的成果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後，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我們黨取得了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鬥爭的勝利，奠基西北，並進而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部隊的勝利會師，完成了震驚中外的史無前例的長征。中共中央率領紅一方麵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又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進行了艱苦的努力和鬥爭，實現了西北地區抗日力量的聯合，促進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同誌審時度勢，全麵分析了西安事變的性質和發展前途，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麵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是大勢所趨。
全麵抗戰開始後，中國共產黨就號召全國人民總動員，主張開放民主，關注民生，廣泛發動群眾，武裝群眾，實行全體人民參加戰爭、支援戰爭的全麵路線，即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線。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馮家村召開擴大會議，在抗日戰爭爆發後極其複雜的形勢下，製定了全麵抗戰的政治路線和抗日持久戰的軍事戰略方針，並作出了開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決策，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指明了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方向。會議決定以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組建新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以加強黨對軍事工作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