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師範大學 謝婧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作關於選舉問題的講話時曾說過：中共黨的曆史上有兩個關鍵性的會議，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六屆六中全會是在中國抗日戰爭即將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的重要關頭召開的。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自六大以來會期最長，出席人數最多，討論問題最深入的六屆六中全會。這也是毛澤東自六大當選中央委員以來第一次出席並作政治報告和會議結論的全會。這次大會製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形成了以毛澤東論著為代表的理論形態，表明黨已經能夠更加靈活地將馬列主義運用於中國革命的實踐，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發展到了新階段。
一、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標誌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發展新階段的開啟
從中共創立之初到六中全會召開，我黨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的探索已走過了17年的艱苦曆程。在這期間，我黨不僅在革命鬥爭的實踐中，而且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的提出上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和長足發展。
（一）在鬥爭實踐中，中國共產黨逐步認識了中國革命的規律，能夠獨立自主地解決革命重大問題，並確立了正確的領導路線
從黨的建立到抗日時期，中國共產黨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兩次失敗之後，黨又先後經曆了從北伐戰爭的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在這樣曆史性轉變的曲折革命曆程中，中國共產黨先後認識到領導權的重要性，以農村為重點開展革命鬥爭的重要性，並對戰爭的重要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遊擊戰爭在中國革命戰爭中的地位等，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論化認識。
在革命發展過程中，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確立及其所領導的中央集體對於一係列重大問題的處理，尤其體現了我黨在鬥爭策略上的獨創性。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鬥爭進程中的光輝代表。他首先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武裝工農和反對妥協退讓，進而發展為“槍杆子裏出政權”的著名論斷。他鼓舞農民、武裝群眾，將革命的火種引向農村，保存和發展了革命實力。在反對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時，他提出以鄉村為中心，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進行武裝鬥爭，使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發展成燎原之勢。1929年在紅四軍九大會議上，他提出要糾正主觀主義，用馬列主義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強調要注意調查和研究並由此來決定鬥爭的策略和工作方法。此後，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明確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倡導“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新局麵”的思想路線。這是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原則的先導。黨內“左”傾機會主義的盛行，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革命事業遭受了沉重打擊。經過一係列的黨內鬥爭，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實際領袖的正確的領導路線。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會議上製定了黨的全麵抗戰路線和持久抗戰的方針，在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上又邁進了一大步。1938年7月，共產國際肯定了“毛澤東同誌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肯定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同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召開之時，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已經完全鞏固並得到公認。這不能不說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新發展。
（二）在概念上，中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求逐步深入和具體，概念形態已近完全
早在黨的創立和大革命時期，一些領導人就已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國際革命綱領與各國特點間的關係問題上，提出過比較清晰的看法。李大釗在1919年8月同胡適討論問題與主義時就說過：社會主義者“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它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張太雷1921年指出：要“把國際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和方法正確地運用於各國具體特點的基礎之上”。瞿秋白1927年指出：“革命的理論永遠不能與革命的實踐相離。”“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進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後，中國共產黨又開始了探尋不同於俄國革命的首先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革命發展道路，毛澤東並明確提出了“反對本本主義”，注重對實際情況調查研究的主張。
1935年8月，共產國際七大作出了關於改變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決定，強調：共產國際“要避免機械地把一個國家的經驗套用到另一個國家”，各國黨要“善於利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問題的成因”，學會把馬列主義的方法應用到各國的“具體環境中去，應用到具體條件中去”。馬列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些觀點在中共黨內得到廣泛回應。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尖銳地批評了黨內關門主義不會把馬列主義“活潑地運用到中國的特殊的具體環境中去”，而把馬列主義變成死的教條。1936年3月，張聞天在政治局報告中提出，要將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民族化”，“使之適合於我們的具體環境”。10月，他在《關於白區工作的一些問題》講稿中指出：要使幹部學會馬列主義的生動的革命精神，能夠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分析具體的環境，並從這種分析中得出一定的行動方針。
已實際成為黨的主要領導人的毛澤東，從1936年冬至1937年夏先後寫出《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兩篇著作，分別從戰略原則和哲學的角度出發進行論證，反對理論脫離實際，照搬外國經驗的教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理論基礎。1937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的告全黨同誌書特別強調：由於“中國革命的複雜性與變化多端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必須使之具體化，成為具體的行動指南針”，中國共產黨能否做到這一點，“將決定此次大革命能否勝利的命運”。
從以上決定不難看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的提出，經過了一個長期的醞釀過程，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多年探索和思考的產物。尤其在共產國際七大後，中共文獻中出現的“民族化”“具體化”的提法，已經與“中國化”的概念非常接近了。
二、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原則
1938年，來自共產國際的王明否認統一戰線內部左中右的不同政治勢力和階級區別及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兩條抗戰路線的分歧，無視人民群眾路線力量的增長，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反對獨立自主原則，把抗日戰爭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毛澤東敏銳地洞察到這一新的動向，在六中全會上所作的《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適時地向全黨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原則。他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做教條看，而是當做行動的指南。不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具體環境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的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的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著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待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