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革命戰爭實踐的發展，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逐漸深化。1936年，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他分析了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的國情，指出：第一，農村在經濟上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不完全受城市的控製；第二，中國是大國，農村遊擊戰爭不愁沒有回旋的餘地。1938年，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毛澤東進一步透徹地分析了中國城市與鄉村的關係：“在半殖民地，城市雖帶著領導性質，但不能完全統製鄉村，因為城市太小、鄉村太大，廣大的人力物力在鄉村不在城市。”這“與資本主義外國的城市鄉村問題有性質上的區別”。因而，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發動能夠支持長期反城市的鄉村農民戰爭是可能的。此外，毛澤東還揭示了中國反動統治階級的殘暴本質，指出了他們都掌握著龐大的反革命武裝，都懂得“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本點。因此，中國革命的特點，隻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經過上述理論和實踐上的準備，提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時機已經成熟。在六中全會的結論報告中，毛澤東明確表述了這一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在於經過長期的合法鬥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準備最後地推翻資本主義。”“到了起義和戰爭的時候，又是首先占領城市，然後進攻鄉村。”“中國則不同……在這裏，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這條相反的道路，就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取得全國革命的勝利。他還指出：“毫無疑義，鄉村反對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國也是困難的，因為城市總是集中的，鄉村總是分散的。”這也是決定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殘酷性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在黨的建設上，確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組織路線
要實現共產黨在抗日民族戰爭中的領導地位，就必須加強黨的自身建設，製定一條適合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組織路線，以確保政治路線的貫徹和執行。因此，六中全會提出了“組織工作要中國化”的任務。張聞天說：“我們是在中國做組織工作，一定要嚴格估計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民族習慣、道德的特點，正確認識這些特點，”“將外國黨的決定搬到中國采用，是一定要碰釘子的。”
全會製定了黨員隊伍建設的正確方針，強化了黨內民主和黨的紀律。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的先鋒作用和模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產黨員“應該成為英勇作戰的模範，執行命令的模範，遵守紀律的模範，政治工作的模範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範”。做模範，對共產黨員來說，是黨性和作風建設所要達到的一個綜合的目標，是必須有很強的黨性和優良的作風才能實現的目標。做模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所要求的，我們黨應是由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所組成的。為此，我們應實行“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的發展黨員的方針，克服“關門主義”傾向，向工、農、兵、學、商的積極分子開門，使黨成為一個偉大的群眾性的黨。針對張國燾和王明嚴重破壞黨紀的行為，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重申了黨的紀律，集中地概括出四條，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四條構成了黨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製的主要內容。這也是我黨第一次作出這樣的集中而精練的概括。在報告中講到對黨員進行黨的紀律的教育時，毛澤東提出既要使一般黨員能遵守紀律，又要使一般黨員能監督黨的領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紀律。鑒於十年內戰後期張國燾反黨反中央的行徑，抗戰初期王明在長江局另搞一套、鬧獨立性的問題，並且為了加強紀律和民主集中製，毛澤東指出“還須製定一種較詳細的黨內法規，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因此，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和《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1945年3月31日，劉少奇在七中全會發言中說：六中全會時，黨規黨法是強調紀律的。此外，毛澤東還提出要擴大黨內民主，這是貫徹民主集中製的一個重要方麵。通過擴大黨內民主，來發展全黨的積極性，為實現黨的任務而努力。
共產黨的幹部是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黨的路線和政策的製定者執行者，是實現黨的領導地位的組織保證。正如毛澤東所說：“路線確立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當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已經提出，幹部問題就成為突出的問題。因此，他把為適應偉大鬥爭的需要而必須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幹部，作為黨的戰鬥任務提了出來。他提出“才德兼備”的幹部標準，成為我們黨一貫堅持的選拔幹部的兩個基本條件。他對“才德兼備”的內涵作了具體的闡釋，這就是“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係，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幹，不謀私利”。此外，他還提出必須善於識別幹部、必須善於使用幹部、必須善於愛護幹部的問題。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是：“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曆史和全部工作。”這是曆史主義的考察幹部的方法，也是比較全麵地公正地考察幹部的方法。在使用幹部上，他倡導“任人唯賢”的幹部路線，指出這是正派的路線；反對“任人唯親”的幹部路線，指出這是不正派的路線。毛澤東強調指出：“在幹部政策問題上堅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風，反對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風，借以鞏固黨的統一團結，這是中央和各級領導者的重要的責任”。關於愛護幹部，他除了講到要指導幹部、提高幹部、檢查幹部的工作、照顧幹部的困難外，還講到如何對待犯錯誤的幹部，提出應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反對輕易地給人戴上“機會主義”的大帽子、輕易地采用“開展鬥爭”的方法。毛澤東關於幹部政策的這些重要原則，同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在幹部政策和組織政策上的宗派主義、懲辦主義、過火鬥爭是根本對立的，是對他們嚴重的原則性錯誤的批評。
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三個基本問題的深刻論述，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認清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基本總結和掌握了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這三大中國革命的法寶，標誌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形成。六中全會以後，黨在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上具有了更高的自覺性，對中國民主革命的認識更加係統和深刻。因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中具有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偉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