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師範大學 楊潔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幾代人為之奮鬥的一項偉大事業。一部中國共產黨史，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動態曆史進程中存在著若幹突出的關鍵點，1938年召開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就是一例。在1945年6月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在講話中把六中全會與遵義會議相提並論，稱之謂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兩個關鍵的會議，並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可見六中全會的重要曆史地位。2008年，是六屆六中全會召開70周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在新的曆史時期也已進入深層次的發展階段。對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係進行探討，對於深刻認識這次會議的曆史意義，進一步了解黨和中國革命的曆史，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事業都有積極的作用。
一、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的曆史背景
從中共一大到六屆六中全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已走過了17年的坎坷曆程。這期間既有成功的經驗，又有失敗的教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事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既取得過突出成果，也受到過重大挫折。甚至在教條主義等錯誤思想的影響下，一度陷入徘徊不前的境地。而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不僅為黨在抗戰新階段的戰略方針進行了總體規劃，而且克服了各種錯誤思想，撥正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航向。考察六中全會召開的曆史背景，對於更好地弄清六中全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事業的關係，認識六中全會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中的地位是極其必要的。
（一）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意識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初步探索
中國共產黨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革命的思想武器來接受的。但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再加上蘇聯共產黨及共產國際在早期中國革命中曾給予直接或間接的幫助或幹預，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在運用馬克思主義之時，很自然地走上了以俄為師的道路，即“走俄國人的路”。但這並不是說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要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理茫然無知。早在黨的創立和大革命時期，一些領導人就已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國際革命綱領與各國特點間的關係問題上提出過比較清醒的看法。例如李大釗在1919年8月同胡適討論問題與主義時就說過：“社會主義者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瞿秋白1927年指出：“革命的理論永不能和革命的實踐相離。”“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進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後，中國共產黨又開始了探尋不同於俄國革命的首先創建農村根據地的革命發展道路，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反對本本主義”，注重對實際情況調查研究的主張。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在1936年10月《關於白區工作中的一些問題》講稿中曾指出：“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與公式，而是行動的指南。”要使幹部學會馬列主義的生動的革命精神，“能夠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分析具體的環境，並從這種分析中得出一定的行動方針。”“任何一國革命的經驗，都不能機械地搬運到別一國來。”這些論述顯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始終沒有中斷過對馬克思主義特點和本質的思考以及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實際的探索，這就為六中全會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經驗，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提供了思想基礎。
（二）中國共產黨已從革命鬥爭實踐中比較充分地認識了中國革命的規律，黨自身經過兩條戰線的鬥爭也得到了鞏固和壯大
從黨的建立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革命走過了十分曲折的曆程。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經曆了從北伐戰爭的失敗到土地革命的興起，又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兩次曆史性的轉變。這種勝利與失敗的反複交替與鮮明對比，促使中國共產黨人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麵的曆史經驗，科學認識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具體說來，中國共產黨已先後認識到領導權的重要性，以農村為重點開展革命鬥爭的重要性，並對戰爭的重要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遊擊戰爭在中國革命戰爭中的地位等，有了更加完善的理論化的認識。這些認識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
17年來，中國共產黨已逐漸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武器從兩方麵反對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方麵反對右傾錯誤，又一方麵反對“左”傾錯誤。具體地說，中國共產黨通過反對大革命時期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土地革命時期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三次“左”傾錯誤以及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加強了黨內團結，黨的組織也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這就為六中全會的召開提供了組織基礎。
（三）在中國革命長期的鬥爭曆程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奠基人毛澤東被確認為黨的領袖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奠基人和光輝代表。他在八七會議上提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論斷，率先將革命的火種引向農村，在鄉村開辟革命根據地。使“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發展到燎原之勢。他反對教條主義，強調聯係實際、進行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對於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幹預，毛澤東也有著清醒的認識。他不是對共產國際的指示亦步亦趨，而是主張從中國革命的實踐需要出發，製定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方針策略，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自身的問題。由於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盛行，毛澤東一度被排擠出黨的領導集體，他的正確主張也得不到施行，這對中國革命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的順利發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在經曆了艱苦曲折的鬥爭曆程後，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在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有利於毛澤東從宏觀上掌握全局、總結經驗，集中全黨智慧，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但由於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並沒有在全黨確認，先後受到張國燾和王明的挑戰。1937年8月，洛川中央政治局會議製定全麵抗戰路線和獨立自主遊擊戰的戰略方針，已為抗戰實踐所證明是正確的。可是，王明在同年12月和翌年3月的政治局會議上以傳達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新政策”為名作主導報告。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觀點，否認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在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等人的努力下，1938年7月，共產國際肯定了“毛澤東同誌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肯定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國際的指示對六中全會的召開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二、六屆六中全會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貢獻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教堂召開，這是中國共產黨從1928年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出席人數最多、開會時間最長的一次中央全會，也是黨的曆史上第一次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央全會。六屆六中全會從多個方麵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進程中的重要關鍵點。
（一）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事實上確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是在總結正反兩方麵曆史經驗基礎上，在反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的鬥爭中提出的。它的提出，經曆了一個發展過程。早在1929年毛澤東起草的紅四軍黨的九大的決議中，就提出了如何糾正主觀主義的問題，其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第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第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這裏，毛澤東已經初步涉及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研究中國實際的問題。次年他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通篇反對教條主義，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的重要論斷，倡導“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麵”的思想路線，這可以說是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先導。之後一直到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遵循這一思想原則，使中國革命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取得了重大進展。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撰寫的許多著作，如《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就是這種結合的理論成果。這些著作代表著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也是毛澤東在哲學、政治科學、軍事科學方麵光輝的理論基石。這些情況充分說明，六屆六中全會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原則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已成熟。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向全黨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他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但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做教條看待，而應當看做行動指南。不應當隻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於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