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 於華進
所謂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以個體的農業經濟為基礎，以宗法家庭為背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文化價值體係。農業文明在中國根深蒂固，文化係統也比較健全。長期以來，人們已經習慣於農業文明主導下的文化規範：社會價值體係以仁為中心、社會控製體係以孝為中心、社會權威體係以皇權為中心、社會行為體係以靜為中心、社會知識體係以尊經明道為中心。這些文化規範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與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製度相適應，維持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存在。直到鴉片戰爭爆發，農業文明的主導地位才開始動搖，以上文化規範的構成要素才開始出現變化，社會的文化模式也由一元獨霸改變為多元共存，開始了對傳統文化的重新價值衡量和揚棄。在文化為中心的中原逐鹿中，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目標的馬克思主義順應了國情民心，取得了文化上的比較優勢，同時使傳統文化規範轉向了社會價值體係以智為中心、社會控製體係以人的自主為中心、社會權威體係以平等為中心、社會行為體係以動為中心、社會知識體係以尊崇科學為中心。
一、農耕文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基石，農民問題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切入點
馬克思主義關於農民問題的基本思想，滲透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始終，其中對於農民階級力量的認識、爭取和領導的思想，啟示著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去發現、認識農民問題。傳統農業文化為背景的中國早期革命中，這些思想引導著馬克思主義者在文化心理上傾向於以農民問題為切入點，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實踐。馬克思對農民問題的關切，首先表現在他對農民力量重要性的認識上。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一文中指出：“農民到處都是人口、生產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沒有小農的積極參加，任何穩固的變革都是不可能的。一個政黨要奪取政權，“應當首先從城市跑到農村，應當成為農村中的力量”，與農民結成朋友並得到農民的支持是革命勝利的必由之路。其次表現在馬克思對於工農聯盟重要性地認識上。馬克思分析了農民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闡述了建立工農聯盟的必要性。他指出，在農民人數眾多的國家，無產階級要奪取國家政權，必須團結廣大農民。“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裏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列寧對於農民階級的革命性作了更加充分的理解和運用。他說：“隻有當資產階級退出，而農民群眾以積極革命者的資格同無產階級一起奮鬥的時候，俄國革命的規模才會真正開始發展起來。”毛澤東創造性地將馬克思列寧關於農民的思想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他在詳細的調查研究之後，深刻指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中國革命不會成功，所謂國民革命運動，其大部分即是農民革命運動。”在中國，“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毛澤東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麵進一步揭示了農民與中國革命的關係。他指出：“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農民——這是中國現階段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而領悟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和真諦的毛澤東理論，提出的武裝割據、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上沒有，卻閃爍著千年中國農民戰爭曆史傳統的烙印，從而鋪就了以農業文化為大背景，農民為重要力量，農民和土地為中心任務的革命道路。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同時也是其文化因子與傳統文化規範的積極衝突和整合的過程
毛澤東以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虔誠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鍾情，成為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倡導者和積極實踐者，在他看來兩者完全可以結合起來。首先，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從根本上說，在於馬克思主義自身創立時的時代背景和理論特點，也在於19世紀到20世紀中國的社會變遷及由此而產生的理論需要。其次，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從思想內容看，在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有著很多相似相通的因素，正是這些相似相通的因素，對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無疑提供了思想前提和思想資源。再次，作為一種異化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不可避免的存在著具體規範上的衝突，但這是一種積極的衝突，非對抗性的衝突，有著相互融合與整合的可能性與現實性。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於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能夠自覺地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係統梳理和重新闡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作出中國化的理解與闡發，從而一方麵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另一方麵也使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從傳統文化規範的角度看兩者的衝突和整合，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建立在農耕文化基礎之上的封建社會的價值體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首先要衝破的文化障礙。眾所周知，儒家把人具有倫理意識看做是人的最基本屬性，將之視為人和禽獸的基本差別。人之所以是人，是因為他可以具有道德感，將這種倫理觀念濃縮成一個字就是：仁。於是，儒家文化具備了一個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甚至於其他一切文化在社會價值核心上的差別：人的價值判斷和道德規範可以來自於人本身，而不需要來自於神的啟示以至於其他別的係統。馬克思主義沒有闡述普遍的道德原則和道德價值，而將其作為一種社會曆史性的現象，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我們拒絕把任何道德教條當做永恒的、終極的、從此不變的倫理規律強加給我們的一切無理要求，……相反，我們斷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在重農抑商的封建經濟模式下，“仁義道德”被統治階級利用而具備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禮教意識形態的色彩，維係著封建社會政治結構，主導著封建文化主旋律。然而，在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的反傳統運動，使得動蕩的社會中充斥著道德力量的緊張和思想文化觀念上的矛盾，道統的力量在不斷的受到威脅和挑戰。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使洋務運動的積極分子開啟了科技的革新，從器物文化的角度改良封建製度，可謂是訴諸理智行為的痛苦開始。毋庸之否，他們沒有改變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封建社會的價值體係，最終以一紙條約宣告結束。維新運動試圖從製度層麵對封建製度進行改良，卻恰恰觸動了保守派的最敏感的神經，在封建保守派的瘋狂反撲下也難逃“胎死腹中”的厄運。新文化運動將中國傳統文化之沉渣（例如皇權主義、極端的文化專製）作為其革命的對象，以摧枯拉朽的態勢走上了曆史舞台。然而，當激進分子將封建社會價值體係的摧垮作為這場激烈的思想批判運動的勝利果實而炫耀的時候，對於新價值體係的構建也使他們自身陷入矛盾和彷徨之中，社會價值體係“主心骨”的缺位成為他們不可規避的問題。以《論語》的經典名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來指導社會問題的解決已經是他們自身都感到荒唐的事情了。俄國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的傳播為中國革命帶來了曙光，也為思想文化的進步指引了光明的方向。共產黨人在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正確，是因為辯證唯物主義是科學的宇宙觀，而曆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曆史發展的規律。與傳統文化的價值核心相對應，隱含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背後始終滲透著智慧的力量。共產黨人找到了辯證和發展的思維方法，深刻認識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以及中國社會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認為以道德的力量無法推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壓迫，更無法解決積重難返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問題。一個政黨要挽救中華民族的命運就必須肩負起解決這種社會價值體係缺位的曆史使命，打破封建專製主義的文化模式，使人類自身係統與社會係統之間趨於和諧。所以，“共產主義者不向人們提出道德上的要求，……相反，他們清楚地知道，無論利己主義還是自我犧牲，都是一定條件下個人自我實現的一種必要形式”。從而“拒絕想把任何道德教條當做永恒的、終極的、從此不變的倫理規律強加給我們的一切無理要求，這種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淩駕於曆史和民族差別之上的不變的原則”。由此建立起以智為核心的新的社會價值體係，引導著人們理性的認識自身在曆史變革中的地位，依靠自身的力量實現自身的解放，成為社會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