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師範大學 王繼
從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斷多年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又開始續寫新的篇章，在新的曆史時期，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主題，幾代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繼承和堅持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方向，不斷創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不斷拓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領域、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鮮活實踐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事實證明，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指導我們的實踐，不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根本保證，同樣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由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為了長期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方向，完全有必要深入總結和研究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呈現出的基本特征和最新發展趨勢，並從中探索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規律。我們認為，基本特征和發展趨勢是難以分割的有機範疇，基本特征中蘊涵著未來走向，而發展趨勢又引導著特征的擴展與延伸方向，故將二者綜合在一起，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麵的基本特征及其發展趨勢。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緊密圍繞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題展開，取得了豐碩成果，還將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體係
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與本土化緊緊圍繞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主題而展開。曆史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主題是黨的領導集體在經曆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樣巨大挫折的曆史情況下，還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繼續堅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過程中形成的。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命題在中國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像陳獨秀、李大釗等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傳播到中國。然而，當時隻是作為一種普通學說的介紹而提到的，並沒有把它同中國的實際運動相結合。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至1956年的很長一段曆史時期，黨的領導集體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旗幟進行革命，成功地奪取了革命的勝利，並按照蘇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建立起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製度，社會主義盡管實現了與中國的社會運動相結合，但就社會主義的實質而言，這種社會主義隻能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言說的社會主義，隻能是蘇聯模式中的社會主義，而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黨的領導集體真正自覺地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始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1956年4月，毛澤東同誌的《論十大關係》可以看做是黨的領導集體自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因為在這一論著中，黨的領導集體強調要“以蘇為戒”，要開始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然而，由於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製和製約，更主要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本身的複雜性和艱巨性，致使1956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很長一段曆史時期內，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始終處在較低的層次和水平上，在很大程度上沒有擺脫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模式對社會主義的定義，僅僅把社會主義看做是生產資料公有製和共同富裕，並沒有結合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對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實現方式以及共同富裕的實現途徑作進一步的闡釋和引申，故而，嚴格意義上來講，盡管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事實上已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但並沒有直接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命題，更沒有形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命題和理論體係是改革開放以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及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過程中逐步提出和形成的。1982年，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標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命題的正式提出。此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緊緊地圍繞著這一曆史主題而展開，伴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係逐步形成，這一理論體係主要包括以下突破性的貢獻：
（一）關於社會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論斷。針對“文化大革命”時期對社會主義的種種誤解，即認為社會主義是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公有製，以及取消商品生產、窒息社會生產力發展、絕對聖潔無瑕的平均主義分配方式，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進而指出，判斷我們是否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胡錦濤在結合了新時期的社會實踐後進一步指出：“科學發展，社會和諧，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是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內在需要，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落實。”“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這個重大判斷符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性質。”也就是得出了“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的科學論斷。
（二）關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科學論斷。鄧小平根據我國社會生產力極為低下的現狀，指出我國社會主義處於初級階段，後來江澤民指出：“從50年代中期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開始到現在，經過四十多年特別是近二十年的發展，我國生產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項事業有了很大進步。然而總的來說……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仍處在初級階段。”
（三）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論斷。鄧小平指出：“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製之間的關係，當然也有集體所有製之間的關係，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係，但是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為什麼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隻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隻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此後，黨的領導集體則把建設、深化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社會主義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任務。
（四）關於社會主義分配製度的科學論斷。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誌針對“文革”時期分配製度中存在的絕對平均主義弊端，確立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分配製度，充分體現多勞多得的原則；江澤民則在新的基礎上提出：“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利於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
（五）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位一體”建設的科學論斷。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提出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的方針，江澤民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和諧發展的重要方針，江澤民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胡錦濤則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大構想，實現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以及社會建設“四位一體”式的發展與融合。
盡管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主題，但事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係還不很完善，還得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為此，我們一方麵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正如胡錦濤在中央黨校6·25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旗幟，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旗幟。我們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另一方麵，為了深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主題，為了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體係，還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因為在我們總結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特征時，已經清晰地看到，中國化的基本走向，始終是圍繞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題展開並不斷推進的，隻要我們沿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前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體係必將更加具體、更加完整。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了與時俱進的品質，凸顯著時代特征，在繼承和發展中還將不斷創新理論
新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是一個繼承發展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否定之否定過程，這個過程避免了我們黨在反對把馬列主義教條化的時候卻把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教條化的錯誤，應該說，這是新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對於毛澤東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升華和飛躍。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以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上我們麵臨著艱難的曆史性抉擇，毛澤東思想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誌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怎樣看待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在新的曆史時期要不要堅持毛澤東思想？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馬克思主義能否根據時代的發展而繼續實現其中國化的問題。在“文化大革命”後的曆史性關鍵時期，黨的領導集體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強調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和運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應該把學習毛澤東同誌的科學著作同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科學著作結合起來；要正確區分毛澤東同誌的錯誤和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澤東同誌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