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陝西省委黨校 閆朦
中國共產黨的曆史是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也是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先後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使“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的生機”，“使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時代潮流、迎來偉大複興的光明前景”。改革開放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推進和豐碩成果的取得是與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路徑的正確選擇分不開的。
一、搞清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
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搞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這是鄧小平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一再強調的一條基本原則，也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條件。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並在革命實踐中逐漸認識到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3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明確向全黨發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號召。全會的政治報告說：“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中國共產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中，曾經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和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但是也曾經犯過脫離實際教條搬用馬列主義的錯誤。從1957年開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錯誤在我國占統治地位長達二十年之久，特別是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給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及社會生活都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認真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認為“文化大革命”錯誤的發生，其根本原因是沒有搞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而是脫離中國國情的教條式的搬用馬克思主義中的片言隻語。如小平同誌一再指出的那樣：“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共產黨主要在以下方麵重新澄清了在馬克思主義上的一些錯誤認識：
第一，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方法，堅持馬克思主義必須堅持理論和實際相結合。鄧小平說：“我們黨有很多同誌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是很好的，我們一定要繼續發揚。但是，我們也有一些同誌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及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是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同實際情況相結合，就沒有生命力了。”
第二，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不是僵死不變的教條。鄧小平多次強調說：“馬克思主義要發展嘛！毛澤東思想也要發展嘛！否則就會僵化嘛！”改革開放過程中，江澤民同誌也指出：中央一再強調要進行理論創新，為什麼？因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要求。要使黨和國家的發展不停頓，首先理論上不能停頓，否則一切新的發展都談不上。
第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為指導，而不是以個別論斷為指導。因為“我們堅持的和要當做行動指南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說是由這些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係。至於個別的論斷，那麼，無論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同誌，都不免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但是這些都不屬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構成的科學體係。”
第四，搞貧窮的社會主義，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馬克思主義曆來認為，社會主義要優於資本主義，它的生產發展速度應該高於資本主義”。因此，鄧小平認為，“四人幫”所說的寧肯要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以及“越窮越革命，越窮越光榮”，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搞好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
二、搞清黨和國家所處的曆史方位，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依據
所謂曆史方位“就是在曆史發展過程中縱向、橫向和內向等各種因素的交叉點”。簡單的說就是世情、黨情、國情，它既包含時間的坐標，也包含著一個黨和國家所處的社會曆史環境。筆者認為，曆史方位可以分為大方位和小方位，大的曆史方位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方位；如“十六大”報告對黨的曆史方位的定位，即：“我們黨曆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但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不同時期，在領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同階段，黨和國家所處的內、外部環境即小方位卻在發生著變化，大的曆史方位的變化正是在小方位的不斷變化的基礎上實現的。這種變化決定了黨和國家在大的發展目標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變的情況下，每一個小的發展時期的主要方針策略卻要隨著小方位的變化而變化。對曆史方位的正確認識和準確把握不僅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依據，也有利於豐富和細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容。
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曾經多次犯“左”的錯誤，其直觀的表現是教條式的搬用馬克思主義或照搬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經驗，其深層的原因卻是對黨和國家所處的曆史方位的判斷上出了問題。如大革命失敗後，我們黨對所處的小方位即革命環境判斷上出了問題。雖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情一直未變，但是大革命失敗卻使中國革命的形勢發生了變化，教條主義者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沒有認識到由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反動力量的強大，攻打大城市的進攻戰略和運動戰的戰略戰術不適應於反動力量異常強大的中國。新中國成立後，“大躍進”的錯誤則在於對我國社會的發展階段曆史方位認識上的錯誤，沒有認識到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而“文化大革命”則是對我國所處的社會方位和黨內、國內階級鬥爭形勢均作出脫離實際錯誤判斷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