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學 梁星亮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論新階段》的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和任務。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同中國的傳統文化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形成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新理論，使來源於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變為紮根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它的基本要求，首先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具體地研究中國的曆史和現狀，具體地研究分析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其次是體現民族性，就是使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獲得民族的表現形式，同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相結合，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第三是有新的理論創造，就是馬克思主義不能停留在現成結論上，而應該不斷總結實際工作中的經驗，使之理論化，從而得出馬克思主義書本中沒有的新結論、新觀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曆程，是與解決不同曆史時期的根本性和全局性問題相聯係的、永無止境的過程，有著豐富的經驗。延安時期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源頭”和輝煌時期，取得了許多成功的經驗。毛澤東當年在延安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麵目為之一新。”曆史已經驗證毛澤東的論斷是正確的，也驗證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驗是正確的。
一、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點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要求
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時指出：“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繼承中國優秀的曆史文化，一方麵利用這一豐富多彩的文化資源，賦予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以新的內涵，為中國革命服務；一方麵探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新形式，使其具有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使中國的老百姓易於接受，並化作自己的指導思想。因為馬克思主義畢竟誕生於西方，在傳統上屬於西方文化，在其話語和表現形式上不可避免地帶有西方文化的特征。要使它成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就必須把它融於中國文化的海洋中，使它有一種中國化的表現形式，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延安時期毛澤東關於人民群眾、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理論，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導下，批判地繼承了中國曆史上源遠流長的“民本”思想，使之升華為人民民主的思想和黨的根本路線。這一時期，毛澤東關於“人民”和“人民群眾”的論述最多，從不同的層麵論證了人民群眾創造曆史的偉大作用，得出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兵民是勝利之本”“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等論斷。從而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使“民本”思想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真正地付諸實施，人民群眾真正當家做主，成為社會的主人。也是在這一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麵對特殊的國際環境、戰爭環境和自然環境，繼承中華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拚搏進取精神，堅定不移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原則和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的軍事方針，獨立自主地處理了一係列重大問題，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決心和能力。正是在獨立自主原則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自己的著眼點放在國內，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去爭取、去鬥爭，去贏得民族的獨立與尊嚴，去發展自己的獨立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從而使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1941年9月，毛澤東在《關於農村調查》一文中指出：“首先就是要了解中國是個什麼東西（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延安時期，毛澤東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十分重視對中國國情的研究，包括中國的社會性質、社會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及其變化、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特點和走向等，進而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民族特點相結合。毛澤東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之一，而這個理論得以形成的根據，就是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1939年到1940年，毛澤東先後撰寫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他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概念，係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高瞻遠矚地提出中國共產黨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的新國家。毛澤東指出：“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因為這種革命發生在十月革命之後，屬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範疇，它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它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它的前途是經過新民主主義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民主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趨勢。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為未來中國設計了一個既不同於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不同於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毛澤東指出：“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製。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在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中，實行的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製度，就是把操縱國計民生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所有，使之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經濟，同時允許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換言之，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學的內容，大眾的方向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在這裏，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一個全新的中國藍圖展現在國人麵前：“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毛澤東滿懷激情地高呼：“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的麵前，我們應該迎接它。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由此可見，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毛澤東思想，既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相結合，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體現了廣闊文化背景下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優秀品質，是具有中國獨特民族形式的、民族特點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二、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首要任務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之後，經過多年的總結反思，黨製定了一條正確的路線，實行了一係列正確的方針和政策，從而得心應手地處理了各種複雜問題，黨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是，黨內還存在著需要解決的問題。正如毛澤東所說：“究竟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呢？我講，還是有問題的，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問題還相當嚴重。”毛澤東這裏所說的相當嚴重的問題，首先是如何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共產國際的指示的態度問題，也就是學風問題。全麵抗戰爆發之前，中國共產黨已經有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兩次失敗的主要原因，就全黨來說，主要是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規律的了解還很膚淺，還不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因而發生了右的和“左”的錯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到達陝北後，致力於總結曆史經驗和理論著述，力圖完成遵義會議未能在思想上清除“左”傾錯誤的任務。
然而，黨和毛澤東清理“左”傾錯誤思想影響的進程，卻因為王明回國並對中央的路線進行幹擾而一度被打斷。1937年11月，王明等人回到延安後，完全忽視黨的全麵抗戰路線同國民黨片麵抗戰路線的原則分歧，輕視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用；忽視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過分強調統一戰線中的聯合，把自己的行動限製於國民黨蔣介石所允許的範圍內，反對發動和武裝群眾；他輕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遊擊戰爭和人民戰爭以及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國民黨的軍隊求得速勝。王明的這些右傾錯誤，其根源在於唯上，完全聽命共產國際的指示。王明臨行前，共產國際書記處曾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中國抗戰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比較弱小，中國抗戰應該依靠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於是，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把他的錯誤主張說成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在一段時間內使一些黨內同誌一時不能明辨是非。對於當時的情況，毛澤東後來在延安整風期間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隻有持久戰、遊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在黨的七大上他說：“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麼樣呢？有人（引者注：即王明）說他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得不好，需要一個新的方針。所謂新方針，主要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問題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或削弱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遊擊戰還是運動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