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兩黨開始由嚴重對立狀態走向合作抗日的道路，建立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如何與對峙將近十年的國民黨處理關係，是中國共產黨麵臨的新問題和十分複雜的問題。因為要抗日就要聯合國民黨，而國民黨既是友黨，又在一定時期是共產黨的敵人，他具有聯共又反共的兩麵性。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總結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經驗教訓，高舉民族抗戰的大旗，把馬克思主義的戰略策略思想和鬥爭藝術成功地運用到處理國共關係上，努力把握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既團結又鬥爭，駕馭了複雜而曲折的政治局麵，創造了一整套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領導權的豐富經驗，達到了政治與軍事、原則性與靈活性、團結與鬥爭的統一，既粉碎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限製、削弱共產黨力量的企圖，又迫使他們不敢公開投降，沒有在反共的道路上走得太遠，國共兩黨合作堅持了八年之久，取得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大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戰略策略上的一個重大飛躍。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又一個重大問題縈繞在毛澤東的心頭，就是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全國人民抗日並取得勝利？尤其是國民黨軍取得台兒莊大捷之後，國內的許多人被這次勝利衝昏了頭腦，滋長了速勝的心理，以為隻要打幾個台兒莊式的勝仗，就能抵擋住日軍，無須動員廣大民眾進行持久抗戰，這就是當時的“速勝論”。但不久國民黨軍組織的徐州會戰失利後，國內的許多人又對抗日戰爭的前景感到茫然，一時“亡國論”再次抬頭，對全國人民的抗戰情緒產生了極大的負麵影響。為了揭示抗日戰爭的規律，撥開人們心中的迷霧，解答人們對抗戰前途的疑慮，1938年5月，毛澤東撰寫了指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著作《論持久戰》，他根據當時中日雙方存在著的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的相互矛盾的四個特點，明確指出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是：抗日戰爭是持久的，最後勝利是中國人民的。並預見到持久抗戰將要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毛澤東在文章中還對如何進行持久戰、如何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作了深刻的論述，指出：除了盡量爭取外援外，主要是動員全國人民，開展人民戰爭。毛澤東的這篇文章，以其強大的說服力和影響力，成為劃時代的軍事名著，僅1938年、1939年兩年，就在國內印行了19版。後來，思想理論界把《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合稱為“毛澤東三大名著”。這部著作的發表，還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威望。許多大後方的進步青年，就是因為讀了這部著作後，才下定決心從國統區、淪陷區走向延安。就連國民黨一些高級將領都把毛澤東的這部著作奉為“經典”，作為指導戰爭的讀本，反複閱讀。
在中國建立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是艱巨的，建設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政黨更為不易。延安時期，全國的黨員人數已經從抗戰初期的4萬人發展到70餘萬人，其中新黨員的革命積極性很高，但由於緊張殘酷的戰爭環境，以及他們絕大多數出身於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思想認識水平有限的狀況，使黨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比較係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他們很容易受到一些錯誤思想的影響。為此，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與當時中國具體的國情、黨情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了“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思想，並指出這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這一思想的實質，就是對社會各階層要求入黨的人持歡迎態度，但要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克服黨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使廣大黨員不僅組織上入黨，而且在思想上也真正入黨。這就既把大批農民和其他階級、階層的先進分子吸收到黨內，有效地解決了黨員的數量問題，又防止了因大批農民和其他分子進入黨的隊伍而改變黨的性質，有效地解決了黨員的質量問題。它科學地回答了其他國家無產階級政黨建設過程中不曾遇到或不曾解決的問題，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既為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學說奠定了基礎，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特殊貢獻。
延安時期毛澤東關於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的理論，是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要的理論成果，它不僅解決了黨當時麵臨的最為迫切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指導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而且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譜寫了輝煌的篇章。
五、與時俱進不斷開辟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途徑
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方麵不斷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認識和理解，一方麵也根據新的形勢和新的環境，與時俱進，不斷地開辟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途徑。
第一，深入實際和社會，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程，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是和調查研究密不可分的。延安時期毛澤東撰寫了許多理論著作，如《〈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關於農村調查》，領導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等重要文件，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高度，係統地闡述了調查研究的意義、目的、態度和方法，使調查研究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統一起來，賦予調查研究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意義，從而使黨的調查研究理論更加完備和係統化。尤其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倡導和推動下，全黨逐漸形成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毛澤東本人的調查研究活動與過去相比，已經由個人直接深入實際，深入社會，轉向推動全黨深入實際，深入社會。調查研究的實踐，對黨中央製定正確的政策、方針，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架起了一座不可缺少的橋梁。
第二，深入研究黨的曆史，推動黨的理論創新。延安時期，毛澤東把研究中共黨史作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內容。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要求黨的各級幹部要認真地、實事求是地研究黨的曆史。他認為，黨的理論創新離不開曆史經驗的總結，隻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黨的曆史，認真地研究中國的現狀，才能做到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在各方麵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創造。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撰寫的許多文章，都是在研究黨的曆史的基礎上形成的，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學習與時局》《論聯合政府》等。1956年毛澤東在黨的八大上說：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沒有經驗。所以，那些失敗，那些挫折，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育；沒有那些挫折，我們黨是不會被教育過來的。
第三，深入開展學習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遇到了這一難得的寶貴機遇，黨也抓住了這一難得的寶貴機遇，在全黨廣泛深入地開展學習運動，使幾十萬黨員比較係統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學習曆史文化知識，學習調查研究等各方麵所需要的學問。毛澤東提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為了使學習運動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從1939年起，全黨幹部的學習運動首先在延安開展起來，並建立了嚴格的學習製度，要求在職幹部每人每天必須學習兩個小時。同時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開辦了幾十所幹部學校，幾十萬黨員幹部到學校分期分批進行培訓學習。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人在這裏孜孜不倦地刻苦學習，基本弄清楚了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什麼是“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和“具體的馬克思主義”，什麼是“香的馬克思主義”和“臭的馬克思主義”，什麼是“活的馬克思主義”和“死的馬克思主義”等，使全黨對毛澤東思想達到共識，也為中國共產黨奠定了確立毛澤東思想為自己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的曆史，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黨在這一時期積累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驗，不僅對當時、後來，乃至今天依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鄧小平曾經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當然，今天和今後“中國實際”的內涵會更加豐富，“結合”和“切合”的方法和路徑也會與時俱進，因為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中國的“實際”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理論將會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將充滿廣闊的前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將永遠富有鮮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