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王明右傾錯誤的思想根源是教條主義，不從中國實際出發，唯書，唯上。不解決思想深處的教條主義，不克服黨內許多人對共產國際的盲目迷信，是不能夠完成黨的建設偉大任務的。事實上，王明“左”傾錯誤的思想根源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清理，而且抗戰初期他的右傾錯誤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影響，使部分地區在處理與國民黨的關係時未能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失。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內還不同程度地存在經驗主義的影響，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從事實際工作的同誌，雖然有很可寶貴的經驗，但如果把局部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那也是很危險的，他們的知識也是不完全的，難以把革命事業做好，而且很容易為教條主義所俘虜。
針對黨內存在的這兩種傾向，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矛盾，一個絕大的困難。這兩種傾向，都是隻看到片麵，沒有看到全麵。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麵性的缺點，並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他特別告誡全黨，有書本知識的人，要向實際方麵發展；有工作經驗的人，要認真學習理論。因此，為了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實現黨的政治路線達到統一認識，確保黨的事業健康發展，延安時期全黨進行了一場以馬克思主義教育為主的整風運動。經過四年多的整風運動，全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區別有了清楚的認識。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把創造和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比作“香的馬克思主義”“活的馬克思主義”，而把那種故步自封的、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比作“臭的馬克思主義”“死的馬克思主義”。他還強調指出：隻有“香的馬克思主義”“活的馬克思主義”，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延安整風運動在全黨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學風，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成功的經驗，開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路子，在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具有裏程碑的意義。
三、堅持實事求是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活的靈魂
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用“實事求是”這個中國人非常熟悉而又容易理解的成語，把馬克思主義的深刻道理概括起來，他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係，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活的靈魂就是實事求是。因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始終堅持客觀事物是第一性的，而人的認識歸根結底是客觀事物在人腦中的反映。人們隻有承認這一點，堅持從實際出發，才可能獲得正確的認識。同時，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客觀事物都相互聯係，都有其運動發展的內在規律。人們隻有通過能動的辯證的認識過程，通過研究和思考，才能掌握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隻有運用合乎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認識去指導行動，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為了堅持實事求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經曆了艱難曲折的探索曆程。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實際上已經提出了“實事求是”的基本觀點。但這些觀點在當時不但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反而被指責為“狹隘經驗論”“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那些所謂“精通”馬列主義，說話辦事引經據典的人反而在黨內占據統治地位。後來，通過長期的鬥爭實踐和深入的理論思考，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本質的認識產生了一次重要飛躍。在延安整風中，他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根本法則、本質與核心、活的靈魂等研究成果加以提煉，用極富中國特色的成語概括為“實事求是”。實事求是的提出和被全黨所接受，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本質的認識達到成熟，它像一麵鮮明的旗幟指引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後來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道：“1942年整風，才真正找到了一條根本的指導原則，也可以說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這就是主觀和客觀相一致。二十年了，才找到主觀和客觀相一致的這個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
為了堅持實事求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從哲學的理論高度對中國共產黨內過去屢屢發生的“左”右傾錯誤，特別是王明的“左”傾錯誤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認為這些“左”右傾錯誤的發生，都與全黨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辯證法理論基礎薄弱有關。要從思想路線的高度總結黨的曆史經驗教訓，必須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路線問題歸根結底就是哲學的基本問題。這一時期，毛澤東研究哲學的重要成果，就是《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哲學著作，不是一般學理性的哲學著作。1959年，毛澤東談到他撰寫這兩部著作的目的時指出：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些都是適合於當時需要不能不寫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的目標”，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理和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闡明了要正確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哲學基礎。
為了堅持實事求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不僅教育全黨要實事求是，而且率先垂範，身體力行。在1943年整風過程的“審幹”工作中，康生等人背離毛澤東關於審幹的方針和政策，在所謂“搶救運動”中，大搞“逼、供、信”，使許多同誌被扣上“反革命”“特務”和“叛徒”的帽子，在延安一夜之間就抓了200多個“嫌疑分子”。毛澤東及時發現了擴大化的錯誤，並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予以糾正，對受迫害的同誌進行平反。為了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1943年8月，中央通過了《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明確規定了審幹工作的方針和政策，強調必須實事求是，嚴禁逼、供、信的做法，保證了審幹工作的順利開展。
毛澤東當年在延安把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曆史，概括為不斷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而實事求是作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的思想路線，在延安時期日臻成熟，並為全黨所接受，成為全黨工作根本的指導思想。從延安時期毛澤東提出實事求是以來的曆史證明，什麼時候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革命就能成功；什麼時候背離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革命就遭受挫折甚至失敗。鄧小平曾經指出：“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
四、解決中國革命麵臨的重大現實問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點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強調指出：“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他還指出：“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點就是“有的放矢”，就是以中國的基本國情為出發點，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基於對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責任感以及當時抗日戰爭時期所麵臨的考驗和挑戰，利用延安和陝甘寧邊區這個比較安定平靜的“家”，得以有機會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係統的學習，對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進行係統的總結，對當時所麵臨最為緊迫的政治、軍事、組織問題，即後來被稱為中國革命“三大法寶”的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等重大理論問題進行探索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