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之後的詞體，都是唐五代諸詞體的演繹和發展。像宋初詞和柳永詞主要承襲花間，晏歐詞則主要承襲馮延巳，蘇軾詞則承襲李煜，當然，蘇軾詞也與晏歐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等等。
宋初詞人填詞承唐五代而下，詞的總體風貌是對唐五代宮廷詞風的延續。但他們以豔科的手法去表現士大夫情懷，以感傷的女性情懷去觀照萬物，使五代詞人的浮躁之氣、靡豔之色逐漸消歇褪去。因此宋初詞既不失唐五代詞雍容華貴之本色，又有一種綿邈含蓄的抒情特征，實現了五代詞向宋代詞的轉化與過渡。
柳永由於經常流連於青樓楚館，創作則從宮廷應製詞走向應歌詞（歌妓詞），盡寫歌兒舞女的生活。柳永詞的總體風貌是豔科俗詞，具有“俗豔深摯”的女性化特征。即俗筆寫豔情且情真意摯。他繼承了詞本體所涵納的女性化風格，詞作中大多是以男性視角表現對女性的種種欲求或者以歌妓口吻來言說真摯情愛，即便寫科舉生活這類嚴肅主題之時都是借用妓女的口吻來表達。在詞中變原本共性化的群體表達為自我化的言說，增加了詞的柔媚風格，將市井豔科詞推向了極致，使詞更為充分地表現出了花間以來的女性化特征。換句話說，柳永使詞的本色特征進一步定型化，對後世歐陽修、蘇軾、秦觀等人的詞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晏歐詞和張先詞應該是北宋中前期士大夫覺醒的產物，實現了由應製、應歌向士大夫之間應社的轉型。他們的詞雖然是士大夫的群體表達，但他們詞創作中采用朦朧化的表現手法，保持著詞體的女性柔媚的豔科屬性。晏殊和歐陽修同樣是“雅筆寫柔情”，晏殊詞多寫一己的流連光景和感傷時序等內容，以辭采秀麗、風格閑雅哀婉見長；歐陽修詞多寫男女的思戀懷想和離愁別恨等內容，以率真深婉取勝。晏歐詞分別從不同層麵承襲了花間餘緒，歐陽修又受柳永俗詞的影響，為後來的秦觀、李清照甚至陸遊在表現女性內心隱曲世界方麵的詞創作奠定了基礎。
張先在詞的創作中改溫韋之豔麗為清麗婉約，其詞開啟了伶工之詞向士大夫詞的轉變，把詞的本質屬性——“豔科”韻味保留下來，將應歌代言體中的“男子作閨音”現象改為女性化的詞人自我抒懷形式，去表現詩體難以表達的更為細膩、更為柔美的女性情感世界。由是觀之，張先詞勢必會超越柳永詞“俗”的特質，而使之走向雅化，從而孕育了蘇軾“以詩為詞”之雅詞的出現。
詞的女性化特征發生重大變化應該是蘇軾詞的出現。蘇軾“以詩為詞”，使詞體發生了變化。蘇軾突破“詞為豔科”、“應歌”為主的藩籬，詞體開始向麵對自我、麵對大自然、麵對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非應”飛躍。
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範圍和抒情功能，發展了陽剛之美的豪放詞風，為詞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蘇軾的一些雄放豪邁的詞作或被視為“句讀不葺之詩”，或被視為“變體”，不是詞的當行本色。蘇軾雖然“以詩為詞”，擴大了詞的題材和表現形式，但詞體的音樂屬性決定了蘇軾詞必須具有“應歌”的性質，詞本體的柔媚風格也使蘇詞離不開對女性題材、女性心理的描寫。再加上即便蘇軾詞去表現文人士大夫的胸襟懷抱，北宋的文化生活向來離不開歌兒舞女的佐酒把歡，這也決定了蘇軾詞勢必呈現出傳統豔歌的屬性。受詞本體特征的約製，蘇軾創作了大量的女性題材、女性視角的詞作，是一種豪放背後“健筆寫柔情”的詞體女性化特征。
當時的蘇門四學士和後來的周邦彥、辛棄疾等人填詞都成了蘇軾詞的回響。
晏幾道和秦觀因其詞而被稱為“古之傷心人”，他們的詞共同之處是“感傷哀婉”的女性化特征。晏幾道以一種自戀式的女性化傾向寫詞，對含蓄婉麗的小令情有獨鍾，盡情地抒寫著他對女性的幽約細膩的情思，這就有力地保持了詞的女性化的本質特征。但是在蘇軾及其蘇門詞人群強大的變體力量影響之下，晏幾道也在詞作中寓以詩人句法，跌宕頓挫而又情致深婉，充分地保持了詞的“當行本色”，對秦觀詞的創作產生了一定影響。秦觀則“將身世之感打並入豔情”，身在蘇門，詞卻學柳，風格柔弱，婉約哀傷。秦觀以一種悲涼的心境和柔弱的情懷將自己的身世哀愁寫入到詞作中，以自哀式的女性化傾向，承擔了詞向詞本體的女性化特征回歸的使命，為周邦彥詞淒婉的女性化風格的形成導夫先路。
黃庭堅和賀鑄在詞學傳統做法和蘇軾雅化革新雙重衝擊之下，都創作大量豔情俗詞並有雅化傾向。黃庭堅受到柳永市井俚俗詞的影響創作了大量俗豔詞，這是黃庭堅對詞本體“別是一家”柔婉綺麗特質的繼承，尤其是成為後世金元曲子詞的濫觴；而受蘇軾“以詩為詞”創作方法的影響創作的雅詞，擴大了詞的表現力。綜合來看，黃庭堅詞或俗或雅，以俗為雅，對詞本體的女性化特征是一種繼承與發揚。賀鑄詞受晚唐豔情詩和花間詞的影響，大部分詞作符合傳統審美風貌，情思綿渺，妖冶幽豔，近乎當行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