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各種文體的演進史，常常是彼此分離與融合的曆史。一種新興的文體，從別的文體衍生分離而出後，既要確立自身獨立的文體特性，以區別於其他文體，又會不斷吸取融合其他文體的特點以求得新變與發展”。詞作為抒情文學，與詩相對，更是經曆了這樣一種文體演變的曆程。
唐宋詞的女性化特征演變軌跡，尚沒有學者公開表述過。但木齋先生的大作《宋詞體演變史》對我很有啟發。木齋先生說：宏觀而言，飛卿體首先奠定詞體豔科柔媚之特征，乃為一變；柳永體再變而為市井俗詞，乃為二變；東坡體又變而為士大夫詞，乃為三變，其餘如韋莊體、花間體等皆可在飛卿體的範型之內；晏歐體、少遊體可以視為東坡體之先聲與接響；到周邦彥的美成體，堪稱唐宋詞體的第四次大的變化。概言之，美成體首先是一種法度精神，其次是詞體的進一步向士大夫文化的轉型，再次，是一種末世情懷，是一種悲哀的、灰暗的人生色調。這段論述基本上指明了詞體的演變軌跡，雖然未提及南宋，但周邦彥詞對北宋、南宋來說是一個橋梁紐帶，周邦彥詞中的末世情懷，感傷色調，直接影響到南宋詞的發展。溫庭筠詞在奠定了詞體豔科柔媚的女性化特征之後，使詞在後世發展中保持這個本色走下去。從詩詞的關係來看，更能明確詞本體的發展過程：審美趣味的女性化確立了詞體以柔情為美的特質。“可以說，詞的詩化與歌化，始終是在矛盾與交差中向前發展。一位詞人，也並不是徹頭徹尾地追求詩化，有時仍寫本色正宗的歌化詞。即使是詩化詞，也沒有泯滅詞體的特性”。
詞體特質的確立，有一個漫長的發展變遷曆程。在中國詞史中，唐五代詞是詞體發展、演變的原初狀態，詞人們多模擬女性的口吻，以表現女性美和女性化的情思為主要內容，女性成了詞抒寫男女情愛的主要承載體。不管是南唐詞、花間詞抑或敦煌曲子詞都有此共性。
“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裏巷之曲”，可謂開時代風氣之先，提高了民間曲子詞的地位，於是盛唐、中唐以來的文人大力效法民間詞。而後花間尊前，溺於聲樂，詞曲豔發。這已不是某個皇帝個人的喜愛，而是成為一種時代風尚。從敦煌曲子詞現存的寫本來看，早期民間詞尚未形成後來的種種詞體觀念。就內容來說，並非詞為豔科，而是無所不寫；就寫法來說，也並無要眇宜修的特質。也就是說，早期民間詞並沒有形成後來詞本體所形成的對於詞體內容以及藝術方式的種種約束，隻是從題材內容上呈現出詞體的女性化傾向。
早期文人詞，也同樣尚未形成詞本體的種種特征，譬如詞為豔科、詩莊詞媚、詩雅詞俗等等，文人在學習填詞時，並沒有完全為詞體柔媚之特質所拘束。李白詞，第一次使詞體呈現了香軟華貴的風格，奠定了詞體的女性化特征。李白的早期應製詞，將宮怨題材以詞體形式表現，描述了宮廷女性生活的氛圍、環境和情調，從而成為以後溫庭筠詞以宮廷貴族女性作為詞體主體的一個基礎。張誌和的漁父詞僅僅體現了早期文人詞的詩體特征。到中唐的劉白（劉禹錫、白居易）詞，尤其是白居易的《長相思》（汴水流）和《長相思》（深畫眉）詞，才真正具有詞體的轉型意義，可以視為對李白《清平樂》應製詞的繼承和發展，也可以看做是向溫庭筠詞的過渡。
以溫庭筠為代表的花間詞標誌了詞體真正意義上的誕生。溫詞抒寫男女情事，以女性形象的華美豔麗及相思情意為其審美特征，精致地描摹女性的容貌、服飾、起居、心態等，即所謂的“嚴妝”。詞為豔科、詩莊詞媚，“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詞體區別於詩體的種種特性，在溫花間詞中基本完備，故其影響力之輻射，非止花間，實為整個唐宋詞。韋莊詞是士大夫戴著麵具“男子作閨音”之後士大夫男性本色的自然流露。韋莊多塑造清麗爽朗的女子形象，抒寫男性主人公真摯而熱烈的情懷，逐漸改變了詞寫女性單相思的局麵，在相思離別的戀情中表現了男性千回百轉的情感，是一種婉媚清麗、疏淡明朗的詞體特征。就詞史發展來看，溫庭筠詞直接開啟柳永詞，韋莊則與南唐詞有著某種親子關係。
南唐詞承花間詞而下，代表性人物主要是李煜和馮延巳。李煜以純真敏感的稟賦和天性，在抒寫相思離別的戀情中，融入了自身亡國的生命體驗，以及對人生和命運的感悟。李煜詞掃盡花間的香豔之風，呈現出“淒怨真純”的女性化特征。因此說李煜詞是個人家國沉痛之特殊遭際的產物，是詞史流變中的偶然。馮延巳詞主要塑造淒婉悲傷的人物形象，抒寫寂寞悲苦中執著堅貞的戀情，其中深寓著士大夫文人的審美理想與價值取向，具有宛轉深曲之態。其詞典重而又不失詞體的柔媚，較好地解決了士大夫填詞而又不失風度這一令他們困惑的難題。馮延巳詞之於南唐時代，是個跨越時代的現象，其數量、質量以及風格，均已接近北宋中期的晏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