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底，汶石在楊梧“五七”幹校受審勞動三年後，調到剛成立的陝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這時確是在“文藝黑線專政”的專政之中，天空陰雲密布，正是陰霾滿天，山雨欲來風滿樓，政治氣候嚴寒令人窒息，作家的生命隨時光在流逝。汶石本是位不肯虛度年華的人，暗地裏調整著自己的寫作計劃。他在認真地思考：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對黨的老幹部醜化得不像樣子，這種對黨的幹部的全麵醜化必然造成對黨的形象的歪曲和醜化，也是對曆史和現實的一種嚴重歪曲。重返工作崗位後，汶石對這一重大問題給予了特別的關注。他說：“為恢複事物的本來麵目，恢複黨和黨的幹部的真實形象，在青少年中重新建立對黨的信念，我計劃以我熟悉的許多老戰友、老同誌為生活依據，寫一組有關老幹部戰鬥生活的短篇。”便創作了《通紅的煤》《揮起戰刀的炮手們》《種地的人》等小說。可寫好後，它們都被關在寫字台的抽屜裏。果然，在一九七六年那個春寒料峭的春天，某日，文創室的負責人在會上傳達上級的指示，檢查“走資派”是否還在“走”的問題。說文化局的某領導問：你們那裏的幾個作家都寫了什麼？我說沒寫什麼。他說沒寫就好。這說明作家雖重返了工作崗位，但緊箍咒還套在作家的頭上，又一次扼殺了作家的創作激情，這是對作家心靈的最大摧殘。汶石再次內心充滿了鬱悶，眉頭緊鎖，飯量劇減，心髒同時出現了頻繁的早搏，健康每況愈下，在不長的時間裏須發皆白。
至一九七七年下半年，《人民文學》《延河》相繼約稿，《揮起戰刀的炮手們》《通紅的煤》才重見天日。而《種地的人》一直未發表，這是初稿，至今也是汶石未發表的遺作了，把它收在文集中，供讀者了解汶石小說創作的全過程。
十年浩劫，折斷了汶石那支靈秀生華的筆，不僅係統的創作計劃未完成，造成無法彌補的是損毀了他原本健康的身體，有時竟連坐在寫字台前都很困難。身體狀況再也不允許他去熟悉的生活中與農民打成一片，扶犁耩地，擔水點種，吃百家飯，做群眾和幹部的知心朋友了。隻有在健康允許的情況下，寫點散文、回憶錄。並把精力和熱情投入扶植文學新人，關注文學事業的發展上去。
“文化大革命”後，汶石為我省荒蕪了的文學園地鋤草、鬆土、澆水、育苗，寄厚望於年輕人“樹大高入雲”。他身體力行深入到延安地區去參加改稿會達半月之久；建議作協舉辦讀書班，每期他都語重心長地談理想、談做人、談讀書、談寫作；為加強我省兒童文學創作擔任了兒童工作委員會的顧問。並多次參加作協、《延河》或省上召開的小說、戲劇、電影創作座談會。每次都認真做準備，結合創作實踐體會作了發言，他的許多論文學的文章，如早期的《漫談構思》，後來的《一個老兵的話》《我從事小說創作之前》《我的自修》《漫談革命作家的使命感》《不到黃河心不甘》等文論，都是在一些創作會議上的發言整理而成的。獎掖後進，扶植文學新人，也充分展示了汶石博大的胸懷和坦誠的胸襟。他認真讀作品、談看法，為他們寫評介文章，把他們推薦給讀者，或引起報刊和評論家的重視。有的作品不僅讀一次，有時還要記些提示，才將看法率直地告訴作者，講長處，談不足，從沒有虛假。對於有成就的老作家、中青年作家或初學寫作者的作品都是一視同仁，這也是汶石一貫的作風。
在懷念汶石的文章中，有這樣一些記載：陳忠實在《為了十九歲的崇拜》中寫道：“……關注一個走了彎路的青年作者，在他最需要支持的羞愧心境裏，做出如此熱忱的舉動，足夠我去體味《風雪之夜》創作者的胸懷，修養和人格境界了，具有這樣人格境界的人，才能釀製出《風雪之夜》的蜜來。我要接受的顯然不單《風》書的藝術，而是創造者本人的人格魅力了。”曉雷在《天白未了雛年誌》一文中說，聽了汶石的意見“肯定得讓我們感動，否定得讓我們心悅誠服……帶給人莫名的溫馨與勇氣。”李鳳傑在《悠悠思念情》中說，“有了王汶石老師這樣的關愛、指導，我才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走上了文學的神聖殿堂。”京夫在《懷念汶石先生》一文中說，“我深為他塑造的各色關中農民所傾倒，也為他富於時代感和對新生活的飽滿激情所感染，也為他的平易近人，熱情隨和而驚訝……”這些文章都反映了老作家王汶石對文學事業與年輕作家的關愛和情誼，也是贏得年輕作家們的尊敬、信任的原因所在。在他評介過的作品中有獲得獎項的，其中一些作家仍活躍在當今的文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