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石的晚年受盡了病魔的摧殘，使他常年與氧氣瓶和藥物為伴。嚴重地影響著他的行動和正常生活，但隻要能坐到桌前，仍在用功讀書、讀報，即就是吸氧氣時，也手不釋卷，有重要新聞也要戴上耳機收聽。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為重溫古文，函購了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兩批共一百冊，全都認真讀過。並重新學習研究、練習書法和學寫舊體詩詞，他學習古詩詞，又不願受局限，隻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現代詞彙融入古詩詞的格式中抒發自己的胸臆和情懷。文集中選發了百十首這一時期創作的詩詞，也充分地反映出汶石晚年的精神世界。
汶石是位嚴謹務實、講究效率、追求上進、崇尚完美的人，無論做什麼事都是以飽滿的熱情全身心投入的人。早年在延安和解放戰爭時期，因工作需要他學會了使用多種文藝形式，用他自己的話說：“能撈到什麼武器，就用什麼武器。”寫劇本、寫歌詞、寫街頭詩，打腰鼓、唱歌、演戲（演英雄、小職員，還演懶漢二流子）。觀眾在《解放日報》撰文說，汶石演得“神形兼似”。一九四九年進西安城後，辦過刊物，較長一段時間又做文藝行政組織工作，是籌建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成員之一。負責具體工作，起草簡章，組建機構，調配人員，尋找辦公地址，並擔任了首屆秘書長。為組建西北五省及陝西的文學隊伍和活躍文學創作，為陝西作家營造了一個文學氛圍濃厚的環境，付出了他的心血和艱辛。
他也經常受命要參與一些重大的社會和外事活動。汶石參與的那些外事活動，都是國際鬥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出訪的：一九五一年的赴朝鮮慰問；一九六〇年中蘇關係緊張，汶石這年先參加作家代表團訪蘇，接著又代表中國文聯參加以許光達大將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訪蘇；一九六二年亞非作家會議在開羅召開，我國派出以茅盾為團長、夏衍為副團長的十六人代表團出席會議。汶石是團裏年輕的團員，理應照顧茅盾，在大會總宣言的起草小組，汶石作為茅盾的代表與朱子奇參加這個小組的會議，為爭取團結亞非廣大作家高舉反帝反殖的旗幟，這個小組竟不休息連續開會十七個小時，中間也隻吃了一個夾香腸的麵包。
可見其鬥爭的激烈程度（見一九六二年的日記）。這次會議由於我國代表團的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團結了亞非廣大作家，終於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周總理的評價是：這次亞非作家會議咱們又打了個勝仗。在北京總結工作時，夏衍說，誰說我們缺做外事工作的作家，這次就發現了個王汶石。會後任命汶石為亞非作家聯絡委員會委員，並決定汶石為該機構常駐科倫坡代表。汶石提出允許他把正寫的《黑鳳》寫完再去的請求，最後經中宣部主管文藝的頭頭恩準，才暫緩外出。一九六五年中越邊界又起烽煙，全國作協決定汶石和茹誌鵑第二批赴越去戰地采訪，寫通訊報道，後由於形勢變化這事便放了下來。每次參加這樣的活動，汶石都要做認真的準備，讀文件領會中央精神，讀有關資料（包括政治、經濟、曆史、地理和出訪國主要作家的代表作品及風土人情等），做到心中有數，便於更好地開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