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激動，顧不得分寸，姐夫一句也聽不進去，他瞅瞅我這身打扮：“你瞅瞅你這身打扮，還有點工農味嗎，我真耽心你的孩子受你傳染變壞了啊……”
我說：“如果我有行使審判權的話，我就說，是你促成了自己兒子犯罪，你把他逼上了絕路，他得不到父愛的溫存，全是無情的冷酷和教訓，難道說你不應該站到被告席上接受審判嗎？”
蹲大獄的兒子惠剛回來了，姐姐為兒子做了一頓在他們家實屬罕見的好飯好菜。後來我聽說全家這頓飯吃得並不痛快，姐夫原來是看了這桌席一個人氣呼呼走出了家門。最終還是大兒子（他認為大兒子最懂事），從漫荒野地中把他父親找回來，為了求他陪蹲了10年大獄的兒子全家吃頓團圓飯，全家人就差沒給姐夫跪下。吃他是吃了，可已過了而立之年的兒子剛把倒滿一杯酒的缸子遞給他父親，姐夫橫眉立目沒好聲地說：“我不灌這馬尿水。”兒子惠剛幾口悶酒下肚，姐夫又來勁了，他說：“聽爺爺那輩人說，酒色財氣為人生四誡。做人就不該貪圖這些，要那樣還算什麼人。”
我聽說後當著我的妻子罵了這老東西，我罵他才沒人味呢，我說他看見別人活著痛快點就不舒服真不是人，我罵他這種人自私到連自己家人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吃點喝點他都心疼，他這種人真是天上難找，地上難尋，他是什麼人呢？！
我和我的妻子第二次去醫院看姐姐的時候，她比頭兩天好多了，但精神依然百感淒惻。姐姐說：“支撐門戶的棟梁倒了這日子往後怎麼過？”我不明白姐姐哭得這麼傷心難道就是因為倒了這棵大樹？姐姐如泣如訴說他一輩子就沒得過好，從小就是個沒父沒母的孤兒，不到10歲就被堂叔趕走到一個地主家去當喂豬郎，後來又當長工，解放後成家立業，為了這個家操碎了心，自己吃沒吃上，穿沒穿上。姐說這是實在話，可姐姐跟著姐夫享過一天清福嗎，在這個家姐夫是至高無上的權威，誰不按他的心意辦，他就把誰罵個狗血噴頭，再就是掄拳頭，我記得姐姐在年輕時被姐夫打的傷痕至今猶存，直到姐姐前年都當了奶奶還遭了姐夫一頓拳腳。我真不明白這種人有什麼值得留念，姐姐說：“不管怎麼說你姐夫沒功勞還有苦勞。”是啊，姐夫這輩子就是“苦其心誌，勞其筋骨”，以此為人生最大樂趣。
我對姐夫實實在在說來沒有什麼好感，也沒有值得留戀的地方，我瞧不起他這個近乎野蠻人的大老粗姐夫，在我的心目中除了有那麼點割不斷的親戚關係外，他在我的心目中是沒有一點位置的。可是我萬萬沒想到在姐夫死後的第三天，他的兒子惠剛跟我說過的話，簡直沒把我氣瘋，我真想跑到火葬場把他的骨灰盒給揚了。他跟惠剛說他原本就沒瞧起我這個大學生，他說：“大學生有什麼了不起，農民不種地，工人不生產，大學生也得喝西北風。”
他也沒瞧起我這個作家。他對惠剛說：“你往後少跟你姨夫打連連。”我妻子知道我有一篇描寫愛情的小說挨了頓批後，他也知道了，他曾當著我妻子的麵對惠剛說：“耍筆杆子的就這本事啊！怎麼竟是寫男女床上的事，社會上這幫小青年都叫這幫寫文章的人給汙染了，還是那句話對，什麼知識分子、作家都得好好改造改造。”原來我在他心中不但是個危險的人物，而且還應該永遠是個被改造對象。我在慍怒之後是平靜的反思。原來我自以為是個大學生，是個有職稱的作家，這年月人們不又是羨慕起大學生，崇拜起作家來了嗎？未免潛意識地自命清高，旁若無人。可原本生活中本不是這樣的，一個最大老粗的大老粗都沒瞧得起我，那麼社會呢，也意味著我在社會上沒享受到一份輿論的合法地位，不過從姐夫對我的評判中卻引發我一番冷靜的反思，我覺得我過去太缺乏自我發現、自我感受生活的能力。這也好，作為一個小說家還是應該有點自我認同的危機感，應該不斷懷疑自己的生活狀況才好，生活就是這樣，有些是喜劇的，實際是悲劇，有時是悲劇的，又常常以喜劇方式出現。我越想越覺得有時我是常常以喜劇方式活躍在世界上，實際上一到了我們家我便連有共同語言的人都找不到，我在我們家是被孤立的，我想這是不是和姐夫的傳染有關。比如說我寫完了一篇小說，我很滿意，我高興得幾乎忘乎所以便興高采烈拿到妻子麵前，我說：“我給你讀一下我寫的小說。”妻子手裏織著毛衣，眼皮抬也不抬，隻是用從舌頭縫裏擠出的那句話：“拿一邊去，沒人聽你念經。”我兒子曾跟他媽說：“我爸爸都那麼大歲數啦，每天半夜三更點燈熬油爬格子圖什麼呢，要是為了那幾個錢，別叫我爸寫了，我給爸爸補助點。”組織上給我這個作家調了房子，搬家的時候，我請了假，什麼也不顧，精心照料我那積攢多年的8000多冊書和名人字畫。我視這些為珍寶，心裏挺自鳴得意，我自以為我是創造精神財富的最富有的人，因此更惜書如命，可我兒子和幾個小青年一句話就把我的心涼個透，我兒子說：“爸，你神神叨叨個啥啊，你這些書扔了人家都不揀，卷煙都不管用——你別看這啦，該忙你的忙你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