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統治階級中的一個派別，一般說來，東林黨人是由一些比較有抱負、關心國計民生、頭腦比較清醒、政治態度比較開明、個人品質也較為正直廉潔的士大夫組成。他們不尚空談，主張躬行實踐，過問政治，以求經世致用。他們認為“自古未有關門閉戶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絕類離群孤立無與的學問”，要求士大夫走出書齋，進行救世活動。特別是早期的東林黨人，更具有一定的社會正義感和政治改革的主張，其中不乏真正的憂國憂民之士。他們目睹政治的腐敗，要求改革弊政，緩和日益尖銳、勢將危及封建統治的階級矛盾。他們在位時敢於彈劾執政大臣，抨擊貪婪奸詐的太監，乃至上書皇帝，直言不諱地批評朝政弊病；削籍閑居時，則通過“清議”的方式，發表政治主張，議論朝政得失。
著名的東林黨人顧憲成認為士大夫應該關心朝廷，關心民生，關心世道。他在講學時說：“在朝為官，誌不在君父；在地方為官，誌不在民生；閑居水邊林下，誌不在世道，這些都是君子所不能做的。”這些話被傳為一時名言，顧憲成及其同誌被譽為“士林標準”。
曾任翰林院檢討的東林黨人姚希孟，反對“加派”和濫征商稅，他上奏疏說：朝廷濫征濫派，使財賦根本之地“十室九空”，百姓忍受著“竭澤而漁”的痛苦，若不減輕人民的負擔，勢必要招致大水衝潰堤防一樣的危險。
明神宗“好貨成癖”，派出許多礦監、稅監，到處搜刮財貨，欺壓百姓，為非作歹。東林黨人李三才擔任右僉都禦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期間，就曾揭發稅監陳增的罪惡，裁抑其爪牙，捕殺其黨羽，並且冒犯天顏，上疏批評神宗說：“陛下愛珠玉，百姓也想溫飽；陛下愛子孫，百姓也戀妻兒。那為什麼陛下你要拚命地聚斂財寶，而不讓小民滿足一升一鬥之需要呢？為什麼你要延福萬年，而不讓小民享受朝夕之歡樂呢？”他要求神宗罷天下礦稅監，並指出利害關係說，如果固執不改，“一旦眾叛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風馳塵騖，亂眾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即使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你守呢？”東林黨反對礦稅監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政權，但是也反映了工商業者限製封建掠奪的要求，對資本主義萌芽起了一定的保護作用。
天啟年間，一些東林黨人更是不畏強暴，與閹黨勢力展開了殊死的鬥爭。天啟六年（1626），魏忠賢派緹騎到江南等地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曾激起民眾的強烈反抗。當時，蘇州居民聚眾達數萬人，群趨毆打緹騎，將其當場擊斃。巡撫報告“吳人盡反”，並逮捕了為首的顏佩韋、周文元、楊念如、沈揚和馬傑等五人。這一事件說明，東林黨人反對宦官閹黨的正義行動，得到了當時城市居民的普遍支持和同情。對於日益隳弊的官僚機構，東林黨人也力圖嚴肅吏治，這也符合下層民眾對清明政治的願望。不過，由於門戶之見，激烈的政爭牽住了東林黨人大部分的心力，不少人變得傲慢、褊狹和難以容人，逐漸喪失了過去力圖整飭朝政的壯誌。他們與其他黨派在政見上的差別日見其微，澄清吏治的願望不僅沒有收到實際效果，而且還使得晚明的政治形勢更為腐敗。東林黨人當政後，一是起用了一大批被貶的黨人，讓他們控製軍政、監察和人事大權；二是排斥異己，打擊宿敵齊、楚、浙、宣、昆黨，利用“京察”的機會，不遺餘力地將自己的政敵逐出朝廷。在這種情況下，黨爭不已使明代後期缺乏起碼的政治是非標準，吏治就成了謀取私利、排斥異己的手段，不僅使得東林黨人在政治上無所建樹，而且也給晚明的社會、經濟和軍事等諸方麵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晚明的朋黨混爭加速了明朝在政治上的腐敗，也使得原本已十分複雜的政治形勢更趨嚴峻。隨著黨派紛爭愈演愈烈，到崇禎年間，對於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東林黨人越來越顯得束手無策，他們整日袖手空談，交章攻訐，汲汲於毫無原則的門戶之爭。當時，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呈星火燎原之勢，東北的滿族勢力也咄咄逼人。東林黨人對於政局雖然喋喋不休，但往往持論甚高，籌邊製寇，卻並無實著。激烈的黨爭，使得原已衰敗不堪的國家機器愈益難以正常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