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技和工業革命的產生，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由此也擴展著人類實踐活動的時空範圍。相應的，也使人們對於發展的本質、內涵、規律、模式、道路、階段及發展戰略等問題的認識逐步深化，即人類的發展觀日益成熟並不斷完善。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50多年的時間裏，在世界各國致力於戰後重建的大背景下，人類的確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奇跡，但是，也發生了生態惡化、能源短缺、失業人口劇增、兩極分化嚴重、社會動亂頻繁等一係列嚴峻的問題。這些問題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還是在經濟發展中可以避免的現象？究竟應該遵循什麼樣的發展思路？基於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西方學者先後形成了以下四種不同的發展觀：
一、發展=經濟增長
這是關於發展概念的一種最早規定，可稱為“第一代發展觀”。“二戰”後的一些經濟學家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家的思想（即古典經濟學家的發展思想局限於經濟增長，他們主要關心的是利潤和財富的增加，而不是全體人民的自由與幸福。），認為發展就是指經濟增長，發展研究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問題。例如，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A.W.劉易斯認為，增長、發展、進步三者是同義詞，在不同的場合使用這些名詞隻是為了照顧多樣性。B·希金斯認為，發展是在不同職業集團和社會集團中廣泛分享的總收入和按人口平均收入的增加，它至少延續兩代人，並具有連續性。當時西方學者沒有把“發展”與“增長”、“進步”這三個概念區別開來，他們共同堅持的基本觀點是：發展問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就是經濟增長問題，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的原因就在於工業化程度不夠，經濟餡餅不大；而加快工業化步伐，提高工業化程度，把經濟餡餅作大，就會連鎖引起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故而把國民生產總值（GNP）及人均國民收入的增長作為評判發展的首要標準，把經濟增長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目標，把經濟手段作為實現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概而言之，這種發展觀是從經濟視角，把發展看作走向工業化社會進而實現經濟增長的過程。換句話說，這種發展觀認為“發展是天然合理的”、“隻要經濟增長了，其他一切問題自然而然能夠得到解決”、“沒有必要對經濟發展作任何限製”等。用公式表示就是：發展=工業化=經濟增長。
“二戰”後之所以會產生“發展=經濟增長”這一發展模式，這和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們為凡夫俗子們盡情玩樂而拚命賺錢做理論上的辯護有著極大關係。當時的經濟學家們大多持有如下的信念：
（1）人的一切行為實質上都是經濟行為。
（2）人類的福利絕對地依賴於經濟狀況。哪兒生產水平高且經濟發展，哪兒人民的生活水平將得到改善；哪兒經濟不發達或經濟蕭條，哪兒人民的生活將日益惡化。
（3）人們應無限地發展經濟。
（4）經濟增長或來源於人口的自然增長，或更直接地來源於新技術的發展。
上述信念被某些西方思想家稱之為經濟主義（economism）。
經濟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19世紀歐洲社會迅速世俗化的產物，確切地講，它是為調適19世紀歐洲之特定社會需要而取代新意識形態的世俗化意識形態。它與新教意識形態有共同之處。例如，勤奮勞作和個人主義仍被經濟主義當作基本美德，但在新教意識形態中被當作終極目標的救贖（salvation），在經濟主義中已被福利（welfare）所取代。這也就是說，經濟主義已不再關心什麼“天國”或“靈魂獲救”一類的超驗價值，它已把人類的終極關懷歸結為一個經濟概念——福利。
現代西方世界的一切傳媒無時不在傳播經濟主義的“福音”。經濟主義的知識內容（the informative content）由全部現代經濟學理論構成，而其規範內容（normative content）則典型地體現為國會議員們的政治宣言和商界巨子們的勸世箴言：發展生產，盡情消費，保持高速增長率，促進外貿，等等。
經濟主義規範了一種特別的視界：經濟分析法。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貝克爾（Cary S.Becker）認為，“經濟分析是一種統一的方法，適用於解釋全部人類行為……”在這種視界之內，一切價值（包括精神價值）皆可還原為經濟價值，貨幣是衡量一切價值的尺度。沒有人可以超越這一尺度。如果人們從事學術研究、獲取知識或藝術工作的貨幣或心理預期收益超過從事其他職業的收益，那麼，他們便會選擇前者。這裏的選擇標準同更大眾化的職業選擇標準是一樣的，沒有理由認為，知識分子比其他人較少關心個人報酬而較多關心社會福利或更加誠實。既然一切價值皆可還原為經濟價值，而且貨幣是衡量一切價值的尺度，那麼貨幣就在人們心目中占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某些當代西方學者所描述的，硬貨幣（hard money）就是人們心中至高無上的神（surpreme god），而銀行就是教堂。
由此可見，正是在經濟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才產生了“二戰”後的“第一代發展觀”。顯然，這種發展觀的主要特征：一是對發展作了經濟性規定，經濟化傾向特別突出，一切以經濟增長為核心；二是這種發展觀背後隱含的哲學基礎，人就是經濟人、經濟單因素決定論和“人是自然界的主人”。這種發展觀把“自然界僅僅看做是一種滿足人類需要的工具性價值，而忽視了自然界本身的內在價值”，把提高國民生產總值的經濟增長作為發展目標，它認為生產規模、人類對自然作用的廣度和深度還有限，“資源無限”、“資源無價”、“資源無主”，把工業化作為促進發展的因素，把自然看做是人可以無償占用、任意宰割的對象，人在自然界具有支配地位，在追求經濟增長過程中，自然和環境付出代價在所難免。當代人類麵臨的氣候變暖、臭氧層破壞、酸雨汙染、土地沙漠化、生物物種銳減、海洋或淡水資源汙染問題等等，是這種發展觀的必然產物。
這種發展觀看到了經濟發展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根本作用，這對於經濟比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擺脫貧窮落後的麵貌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然而，這種發展觀的最大曆史局限性就在於它是一種片麵的、畸形的發展觀。它把人僅僅看作經濟人，忽視了人的社會性和精神性；它沒有揭示社會內部諸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製約的客觀規律，忽視了社會文化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它沒有看到人與自然、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關係，忽視了自然與環境對人的製約作用。由此，這種發展觀雖然促進了經濟增長，但卻帶來了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麵的諸多社會問題，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環境的惡化、貧富差距的擴大、道德水平的下降和犯罪率的上升。在這種發展觀的指導下，第三世界國家千百萬人的生活狀況並沒有得到改善，甚至出現農民極度貧困、失業和不平等等社會問題。例如，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片麵追求經濟增長，力求在國民生產總值方麵趕上發達國家，而忽略了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麵的發展。為了籌集工業化的資金，它們有的大舉借債，背上了沉重的外債包袱；有的采取高積累政策，降低人民生活水平，造成社會矛盾尖銳、貧富懸殊、政局動蕩不安。在60年代和70年代，單純經濟增長模式在某些發展中國家遭受的挫折和失敗、南北差距的擴大、世界範圍的能源危機和生態危機，促使人們重新探索發展的含義。人們開始認識到，單純的經濟增長不等於發展，要想發展得更快、更好，不僅要注意經濟增長，而且要注意解決人口、就業、教育、道德觀念、分配製度、政治體製等方麵的問題。
正是“有增長無發展”和“惡的增長”的現實（拉美國家尤為嚴重），促使人們對這種發展觀產生了懷疑和反思：單純的經濟增長能否等於社會發展，能否消滅貧困？僅以經濟方式能否實現經濟增長？在反思中人們逐漸認識到：雖然經濟增長發展觀的提出有其曆史必然性，但取代這種發展觀同樣具有曆史的必然性。
二、發展=經濟增長+社會變革
20世紀60年代末，由於整個世界經濟秩序和政治關係發生重大變化，聯合國倡導的“第一個發展10年”行動（1960-1970）遭到失敗，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出現了環境惡化、貧富差距擴大、道德水平下降和犯罪率上升等許多社會問題。對此，國內外專家學者們紛紛開始反思“發展=工業化=經濟增長”這一發展模式。
德尼·古萊認為發展既是經濟問題又是政治問題，既是社會問題又是文化問題，既是資源與環境問題又是文明問題，它的核心問題是美好生活、公正社會與尊重大自然。他指出有三種價值觀是所有個人和社會都在普遍追求的目標：最大限度的生存、自尊和自由。它意味著延長人類生命，使之少受疾病、有害自然因素和無力麵對的敵人的打擊；尋求尊重、認同、尊嚴、榮譽、承認；更多的選擇追求美好事物時受到較少的限製。
托達羅說：“發展必須被視為是一個既包括經濟增長、縮小不平等和根除貧困，又包括社會結構、國民觀念和國家製度等這些主要變化的多元過程。發展的核心價值是基本生活需求、自尊和自由。它代表了所有個人和社會追求的共同目標”。
198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經濟與社會平衡發展”的決議，提出在注重經濟發展的同時，要注意文化、教育、社會福利、住房和生活環境等方麵的協調發展。《聯合國發展十年：行動的目標》這一文件提出：“不發達國家的問題並不僅僅是增長，而是發展。發展就是增長加變革；變革既可以是社會的、文化的，也可以是經濟的；既可以是性質上的，也可以是數量上的”。前聯合國秘書長吳丹曾總結了一個公式：發展=經濟增長+社會變革。顯然，這裏的“社會變革”著重強調的是社會正義與社會公平，就是通過整個社會結構的變革來解決經濟增長過程中所產生的代價，尤其是要逐步消除因經濟增長而導致的貧富差距問題。顯然，他們力圖把發展同增長區分開來。他們的基本觀點是：發展是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的有機統一；社會發展應該是追求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的協調發展。據此，許多學者開始注重以社會發展的多重目標來代替過去經濟增長的單一目標，並特別注重強調如何處理好基本目標與多重目標的相互關係，使之得到協調與平衡。其中，增長與公平的關係得到更多的關注。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紛紛出台一些相關政策，旨在改變社會發展中不公正、不公平等社會問題，使社會發展趨向公正、公平，不斷地改變社會發展中的貧困現象，使社會發展真正步入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