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的發展戰略始終是圍繞著社會公平和經濟增長而製定的。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在第47屆聯大所作的報告中指出，“兩極對抗已成為過去，目前世界展現了一個全球合作促進發展的雛形。大家普遍認識到，民主結構、人民參與和尊重人權是發展過程中創造力的來源。最重要的是，一種新的發展眼光逐漸出現，發展日益成為一種以人民為中心的過程，其最終目的必須是改善人的境況。從這種觀點看，發展是全球性的目標，因為差不多全世界都需要在社會公正與經濟增長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由此可見，發展=經濟增長+社會變革這一發展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對發展作了社會性規定，在強調經濟增長的基礎上，從社會變革的角度出發進一步界定發展，其社會化傾向比較突出。二是具有極強的政治色彩。這種發展觀一定意義上是通過學術研究來滿足某種政治需要。第三世界各國社會發展研究工作之所以能迅速展開，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西方國家對自己在先前殖民地影響的喪失感到憂慮；西方某些政治家和學者在向新獨立國家的領導人獻計獻策時，呼籲西方支持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希望這些國家繼續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卵翼下發展，所以他們強調，由於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威力，發展中國家必將走西方先進國家所走過的道路。顯然，這種發展觀具有強調“西化”的西方中心論傾向。三是其深層蘊涵的哲學基礎，是社會人假設、社會整體進步協調發展論。這種發展觀注重強調人的社會性，因而特別注重人的社會存在形式的變革和發展。這種發展觀注重社會各方麵的綜合發展和協調進步，承認發展目標、發展過程的綜合性。
顯然，這種發展觀的進步意義，有助於糾正“發展=經濟增長”這一發展模式所帶來的發展問題，對於推動社會整體的協調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由於受一定的社會曆史條件的限製，這一發展觀的局限性表現在：其一，它注重社會內部經濟、政治、文化諸因素發展的相互關係，但是，它沒有進一步揭示社會係統與自然係統、人的係統相互協調的必要性。其二，它關注的重點是發展的當前狀態，沒有考慮到發展的可持續性，沒有把滿足當代人發展的需要同滿足後代人發展的需要統一起來。其三，它過於強調欠發達國家要走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道路，“西化”傾向突出，對欠發達國家的發展特色和內在轉型強調不夠。
三、發展=經濟增長+社會變革+生態保護
萊斯特·布朗把現行的以破壞環境和犧牲生態為代價，以經濟為絕對中心的傳統發展模式稱作“A模式”，把以人為本，關注環境和生態並將經濟視為生態子係統的生態經濟發展新模式稱作“B模式”，認為現行的追求絕對的眼前經濟效益的經濟模式已經造成一種依靠過度消耗自然資源使產出人為膨脹的生態泡沫經濟，結果將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拖進困境，將人類千萬年積澱的文明推向崩潰的邊緣。可持續發展需要全球共同聯合行動。他呼籲全球立即動員起來，以對待戰爭的方式和速度穩定人口和氣候，使現行的傳統模式存在的問題不至於發展到失控的地步；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應攜手，以環境中心論取代經濟中心論，用一場環境革命建造有利於地球的新經濟模式——生態經濟。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普遍把發展看做是增長、繁榮和進步，發展可以通過工業生產的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來衡量。可是到了七八十年代，生態主義者把經濟增長看做是環境的不斷破壞和生態的持續惡化。有人提出，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從根本上是不相容的，是互相矛盾和衝突的。這是因為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而經濟的持續增長是沒有極限的，由於資源損耗和生物圈無可挽回地受到汙染，使得可持續性不可能。90年代國際上興起了“新環境主義”運動，它從籠統地反對一切經濟增長，轉變為倡導環境可以承受的、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的發展。新環境主義主張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兼顧，主張建立以福利為中心的質量型發展觀，注重提高資源生產率和增加就業率，建立一個更多地提供“服務功能”，而不是更多地提供“物質消耗”的社會。新環境主義者不再反對一般的全球貿易，而是反對沒有限製的自由貿易，主張通過綠色稅收等限製性手段來認定經濟活動在全球展開時應承擔的責任，在準許跨國公司和經濟主體享有自由的同時，積極保護土地、資源和居民的社會福利。
法國學者艾德加·莫蘭指出，“我們關於發展的概念是簡單化的、歪曲事實的、機械的、線性的、把事情都歸於合理化，讓人盲目樂觀。然而，與生物發展所不同的是，一切社會發展本身都必然包含著倒退、損失、破壞。經常為取得一種新的性能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損失一種原有的能力。”“科學、理智、進步、發展所帶來的，不僅是福利、幸福、自由、生命，也能夠帶來苦惱、痛苦、奴役、破壞”。“在不長的時間裏，某些人從崇拜工業增長，把工業增長當做是萬應靈藥和絕對的標準，到完全否定增長，把增長當做是導致世界末日的災難。……對問題的回答並不在於提出什麼新的奇跡般的辦法，主張所謂的‘零增長’和停滯狀態，而在於有控製的增長”。
一些環保主義者從生態中心主義走向反人類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認為，人隻是生物共同體中的一員，是生態係統中的一部分，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具有不容否定的生存發展權利，人並不優於其他物種，沒有權力去減少生命形式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而應順應自然，讓自然按照自己的節律生活。他們主張簡陋、儉樸的生活，以達到人與自然內在的和諧。
有人認為可持續發展沒有突出人與自然關係的優先地位，隻強調了上下兩代之間的關係，它是一種樂觀主義的信仰，沒有真正擺脫人類的自我中心化，以及人類對自身能力、對科學技術的盲目自信。支持可持續發展的倫理基礎依然是狹隘的人類倫理觀，指導思想還是人類中心主義，人們對發展的理解隻停留在人類自身的持續性上。所謂的平等隻是人類自身的平等，實際上隻不過是發達國家和地區國民的代內平等和代際平等，所謂的發展不過是人類自身的發展，與人類同生共存的其他物種被排斥在發展大係統之外。依然受困於增長情結不能自解，還沒有走出增長陷阱的人類，又挖掘了另一個更隱蔽的堂而皇之的增長陷阱：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不計成本的經濟增長。歸根結底地說，可持續發展觀不過是致力於追求人類孤立發展的一元線性發展觀，是人類中心主義主導下的增長性發展現，因而終究沒有走出惡意發展的怪圈。對此，有人提出了和諧發展的口號。劉長明教授認為：關於和諧發展，是指作為物種領袖的人類在物種平等思想指導下，自覺吸取大自然的生存和發展智慧，使組成生態係統的各子係統之間以及各子係統內部不同部分之間良性互動、協調共進從而使生態係統不斷優化，因而能夠為未來進一步發展積蓄能量——至少不削弱未來發展能力的發展。和諧發展理論認為，天地萬物、社會人生的最佳狀態就是和諧與發展。文明是一個和諧不斷實現並在和諧中求發展的過程，和諧發展是係統和要素存在和發展的最佳狀態。和諧發展理論不是盲目地反對進步，而是反對盲目的進步，主張將一切技術置於和諧發展的X光下。和諧發展的立論基礎是生態中心論、物種平等論，是一種多元協和發展觀，體現了人與自然的攜手、生物與非生物的共進、過去與現在的統一、現在與未來的對話、時間與空間的協和。
一些學者認為生態中心主義的提法並不確切，準確的說法應是生態整體主義。生態整體主義的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它的核心特征是對整體及其整體內部聯係的強調。絕不能把整體內部的某一部分看作整體的中心。生態整體主義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態係統的整體利益作為最高價值而不是把人類的利益作為最高價值；把是否有利於維持和保護生態係統的完整、和諧、平衡和持續存在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為評判人類生活方式、科技進步等社會發展的終極標準。生態整體主義超越了以人類利益為根本尺度的人類中心主義，超越了以人類個體的尊嚴、權利、自由和發展為核心思想的人本主義和自由主義，強調把人類的物質欲望、經濟的增長、對自然的改造和擾亂限製在能為生態係統所承受、吸納、恢複的範圍內。
但也有人認為，現代文明社會對於自然環境、動物、植物的人道主義普遍關懷，並不意味著自然界的無生命機體或動物本身可以直接上升為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主體，享受與人類完全平等的法律權益；所謂自然界的“內在價值”、“自然尊嚴”、“動物權利”等新理念，都離不開人類這一主體的審視、評價與判斷，人在自然界的主體地位不可能被自然界的其他任何物種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