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媚商，媚商中又特別媚外，某種程度上已成常態。跨國公司在整個中國大玩“搶凳子”遊戲，那些不願意或不能夠參與這場遊戲的省市，很快將不得不麵對失業率上升或勞動力流失、耕地拋荒、財稅收入枯竭，更重要的是主要官員政治上難以升遷的苦果。於是，地方政府紛紛效仿“榜樣”，到中央要政策。各省市為了吸引外資，展開了“底線競爭”或“衝向底部”(race to the bottom)的經濟“割喉戰”。昔日美國各州之間“搶凳子”情形在中國又真實再現，而且激烈程度遠遠超過原先美國各州，給外資開出的優惠條件令人瞠目結舌。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很多經營良好的國有、集體企業，在引進外資的“政治任務”之下，或在外資特別要求下(因為很多國有、集體企業有很好的廠房、場地、熟練勞工等基礎條件)，強行實行破產，後來一度盛行的“政策性破產”中，不少就是為跨國公司而“定向破產”。一些國產著名品牌(如金星、飛躍、凱歌等)多半在地方政府的幹預下，就此成為曆史。
當政府與企業越來越近時，與廣大民眾就越來越遠；與跨國公司越來越近時，與民族資本就越來越遠。某些地方政府沉浸於與跨國企業打得火熱，原本的職能越來越模糊，於是不能解決或不願解決的經濟與社會問題越來越多，諸多公眾利益被公司利益取代與驅逐。縱看我們一些地方數十年的發展觀，可概括為一“引”一“賣”，相對於簡單的招商引資，“賣”的名堂可謂繁多——賣苦力，賣資源，賣國企，賣土地甚至賣祖宗，賣子孫……凡發展最後就是“一賣了之”，而且這些地方政府一屆比一屆賣得起勁。國際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思想越解放，賣得越徹底，由此往往也就越先進，主要官員越是有升遷的機會。著名的“××模式”硬是把一個舉國舉世珍稀的“人間天堂”改造成為“世界加工廠”。其實，在政府的眾多職能中，促進市場體係建設而不是直接進入市場，隻是其中之一，但是現如今，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的職能嚴重模糊，除了市場化、除了“引”“賣”外，近乎無所適從，失去了方向。政府諸多重要職能如保護民眾健康、發展基礎教育、提高社會保障、促進社區建設、維護公正公平、推進公用事業發展等，要麼被市場化，要麼“順其自然”而半死不活。履行公共職能是一個文明社會及其政府的本分，而這些職能的市場化隻能是導致社會的退化甚至是墮落。
國內有那麼一個城市，幾十年來，孜孜不倦地搞一個莫名其妙的“國際企業家谘詢會議”，名義上是利用外資、外腦，實際近年來越來越明顯地為外資、外腦所用，一直“兢兢業業”地為跨國公司鞍前馬後。“谘詢會議”勞民傷財，場麵極其奢華，細節極其講究，“一天的會用一年來準備”。近年來，拆遷城市再造，原來祖祖輩輩生活在城市裏的主人，遷居城市邊緣，給有錢人、洋人騰出黃金地段。房價地價不斷飆升，弱勢一群無以立足，但是為確保不對跨國公司生產經營以及引進外資構成負麵影響，該市(區)政府給進駐本地區的跨國公司在自建、購買或租賃辦公用房時實行補貼。該城市二十多年發展之怪狀，活脫脫一個政府職能嚴重錯位、丟掉了正業、迷失了方向的典型案例。
在跨國企業於中國高歌猛進、如入無人之境的時候，中國本土企業的生存空間日益狹小。美國通用電器公司原首席執行官傑克•；韋爾奇有一句名言：“在遍及世界各地的營運部門當中，如果有哪一家企業無法坐上當地市場的頭三把交椅，那麼惟一等待它的命運便是出售。”在富可敵國的跨國企業麵前，很多中國本土企業最終隻有出售的命運，而這種命運就是他們所謂的“父母官”與跨國公司聯手造成的。在中國，通過贏得係列“超國民待遇”，跨國公司可以輕易將母國經濟與社會成本轉嫁給中國，實現母國乃至國際成本中國化。政府對大企業的依賴本來就很危險，而對跨國公司的依賴則是十分危險。政府與企業的聯姻鑄就的是虛假的繁榮，而與跨國公司的聯姻則是吸毒者成仙的短暫錯覺與幻覺。在中國某些地方，正是這種聯姻，前者導致權貴資本的猖獗，後者導致買辦勢力的肆虐。大眾利益被不斷侵蝕，國家利益被嚴重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