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企業的聯姻鑄就的是虛假的繁榮，而與跨國公司的聯姻則是吸毒者成仙的短暫錯覺與幻覺。在中國某些地方，正是這些聯姻，前者導致權貴資本的猖獗，後者則導致買辦勢力的肆虐。
2010年新年伊始，歐盟官員爆出猛料，稱甲型流感(即H1N1)可能是一個醫學界的“世紀大醜聞”，是疫苗生產商為牟取暴利而故意製造的疫情恐慌。一石擊起千層浪，世界衛生組織立即宣布為此展開調查。其實該類事件怪也不怪，大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翻雲覆雨早已成為國際社會常態。跨入新世紀，在全球100大經濟體中，有51個是企業，隻有49個是國家。在國家內部有各種利益集團、形形色色的力量相互製約，但是在富可敵國的大企業內部卻是高度集權，其行動力遠遠超過國家。《財富》雜誌曾經揭示，在20世紀90年代， 微軟總裁比爾•；蓋茨比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更有影響力。因此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對當今世界的經濟安全、社會穩定、政治祥和、國家獨立真正構成持久威脅的是大企業，是跨國公司。
公司帝國崛起
在經濟自由主義的長期侵蝕下，政府越來越小，公共職能不斷虛化，有的甚至失去了方向，而企業越來越大，大企業權力空前——直接影響一國的就業增減、科技創新、網絡覆蓋、業務外包、稅收轉移與市場穩定，此外還通過獻金與遊說影響政府政策、司法審判乃至國家立法等， 而且還在不斷膨脹，成為八麵威風的公司帝國。
1876年， 美國總統海斯(Rutherford B. Hayes)曾這樣批評道：“這是一個企業有、企業治、企業享的政府。”大企業已成為“封地”遍及全球的“領主”，21世紀的全球正在成為跨國公司有、跨國公司治、跨國公司享的世界。眾多政治家、社會精英甚至學者紛紛屈從企業，向金錢磕頭鞠躬，時時處處生怕沒有跟隨吹笛者的節奏起舞。
大企業在產品、工資以及價格等方麵對市場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此外也不斷增加對政治事務、公共政策、民眾觀念的影響。它們通過控製就業這一謀生手段而操縱社會大多數。很多大企業富可敵國、權勢傾國，而且幾乎所有的大企業都加入了不同的行業乃至國際聯盟，如美國國際商業協會、歐洲企業家圓桌會議、國際商會等，由此織就了一個龐大的企業網絡。在聯盟的協調下，在“完全一致的遊戲規則”下，成員企業往往采取特定的經濟政策與政治策略，從而成為一國經濟的“影子內閣”。
大企業可以通過各類基金會，拋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報告，或者直接搭建有利於自己的政治平台。他們通過貿易組織、遊說團體、政治獻金來進一步影響國家的政治生活乃至立法活動。政府從製約企業權力擴張的最前線，轉變為大企業的忠實保護神及其國際市場開拓的急先鋒。政治舞台成為商業利益的避風港，政府的公權與企業的私權界限越來越模糊，20世紀20年代美國前總統柯立芝的名言如今已經成為美國政府工作的基本指導方針——“美國的事業就是商業”。正是由於大企業大量介入與深刻影響，政治已成為一項昂貴的、商業化的與資本密集的行業，普通大眾越來越消費不起政治。因此在西方， 大眾對政治的熱情持續降低，民主投票的參與率越來越低。
跨國公司馳騁中國
在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路線指引下，跨國公司在華擴張湧現新一輪高潮，主流媒體充斥著“自由企業的神話”，為跨國公司高唱讚歌。諸多進入中國的跨國公司高調登場，形象光鮮靚麗，但是暗中不斷逃避社會責任，蔑視中國法律，肆意派送糖衣炮彈，俘虜一個又一個地方政府，這些地方政府的公權正被不斷腐蝕，公共職能萎縮，甚至終日為跨國公司盡心竭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廉價勞力、廉價資源、廉價環境以及超國民待遇等，在跨國公司於整個世界玩弄“搶凳子”的遊戲中，爭得了“先機”。中國得到了跨國公司擴張所帶來的一般好處：GDP增長、就業增加、低端技術與經營管理外溢； 也得到了跨國公司擴張所帶來的一般壞處：政府的獨立性降低、為大眾服務的職能削弱、民族資本遭受空前擠壓。政府掌握極大與過多資源， 驅使跨國公司不遺餘力向政府滲透，某些政府部門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在被逐漸腐蝕而喪失獨立性的同時，大眾的利益也在迅速流失。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跨國公司在中國“搶凳子”遊戲駕輕就熟，“搶凳子”遊戲越來越多地從中央到地方、從沿海到內地迅速擴散。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將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引進外商投資審批權下放給地方，內地為了經濟發展、創造政績，也不斷爭取與沿海地區同等引進外資的政策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