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後，在馬克思主義深入傳播的同時，各種改造社會的方案也應運而生。當時，在青年知識分子中間，“勞工神聖”的聲浪日益高漲，特別是六三運動以來中國工人階級的戰鬥表現，使他們重視勞動問題，甚至產生了化為工人一分子的念頭。“勞工神聖！勞工神聖！與勞工為伍！與勞工為伍！這種聲浪在雜誌界和報章上也鬧得夠高了，一般講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講幾聲。”這反映了五四時期一代青年的追求。這種情形，自然地使他們對資本主義道路產生了懷疑，開始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並轉而向往社會主義。但當時思想界正呈現百家紛雲，競相爭長的局麵，除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外，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新村主義、工讀主義、合作主義等等，也都被當作“社會主義”而加以接受，這些思潮在北大校內都曾一度流行過。在這種思潮影響下，1919年12月，少年中國主要負責人王光祈發起組織“工讀互助團”，提倡“城市中的新生活”。它一發起，便收到“數十位同誌來信願從事此種生活”，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也都表示支持，並同他們一起，作為發起人聯名募捐。是年冬，工讀互助團就成立了三個組（後又增為四組），主要成員是北大的學生和旁聽生，一些組也環繞在沙灘北大學生住宿區附近。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而主要倡議者的目的則“不是救濟苦學生，是在創造新社會。”即要通過這種小團體實現大聯合，達到改造中國和世界的目的。工讀互助團的主要工作為辦素菜食堂、製作工藝、洗衣和放映電影等，其手工產品如毛巾、襪子等都以“工讀”的商標出售。規定團員每日作工四小時，工作所得歸團體所有，團員生活、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由團體供給，書籍歸團體公有。王光祈把這種新生活稱為“新社會的胎兒，是實行我們理想的第一步。”認為：“若是工讀互助團果然成功，逐漸推廣，我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漸漸實現，那麼，這次‘工讀互助團’的運動，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經濟革命’。”編織了一個美妙的“新社會”的幻景。
蔡元培對工讀互助團的出現是十分欣喜並熱心支持的。1920年1月1日，他發表了《國外勤工儉學會與國內工學互助團》一文，加以介紹；1月15日，又應邀在少年中國學會作了題為《工學互助團的大希望》的講演。他認為工學互助團（蔡提議改“讀”字為“學”字，故稱工學互助團）有四個優點：（一）所作都是小工，可以自由支配，不必仰仗工廠；（二）每人每日作工四時，有許多時間可以求學；（三）設在學校左近，可以到校聽講，不能到校的，專請教員來講；（四）收入的、消費的，都由團體支配，各人於工作求學外，不必分心，全憑自己的力量，用極少經費，極簡單的方法，可以盡作工的責任，達求學的誌願，實行互助的主義。他呼籲：“全國的苦學生，都在各地方組織起來；全國作工的人，也能用這種方法達到工餘求學的目的；全國有力量的人，都來助成學生、工人組織這種團體。他同樣也對工讀互助運動寄予了很大希望，他說工學互助團是從小團體腳踏實地的做起。要是這種小團體一處一處的布滿了，青年求學的問題便可解決。要是感動了全國各團體都照這樣做起來，全中國的最重大問題也可解決。要是與世界各團體聯合起來，統統一致了，那就世界最重大問題也統統解決了，這豈不是最大的希望麼？”自然，美好的願望是不能代替現實的，蔡元培的這個希望同樣是不切實現的；應該說，這也反映了他思想局限性的一麵。
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建立，在全國各地引起了廣泛反響，天律、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地群起仿效。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時，參觀了女子工讀團，“覺得很有趣味！”但他對這種組織的前景表示了擔心：“將來的成績怎樣？還要看他們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許終歸失敗（男子組大概可說已經失敗了）。”事實上，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種新式空想的“世外桃源”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工讀團實行了幾個月，便因經營不善難以維持和團員間的思想分歧而迅速解體了。這件事，反映了北大等青年學生為探索改造中國之路所作的可貴的努力，是值得稱頌的；但從社會發展的進程來看，這種中國式的空想社會主義的迅速破產，卻為確立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地位開辟了道路。
1920年五一勞動節，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第一次舉行了紀拿活動。這一天，由李大釗親自主持在第二院召開了五一紀念會，參加的有校役夜班工友和學生五百多人。會上散發了傳單，闡述為什麼要紀念五一節。傳單寫道：“希望諸位常常紀念五一節，把全世界人人紀念的五一節當作我們一盞引路的明燈。我們本著勞工神聖的信條，跟著這個明燈走向光明的地方去。”同時，北大何孟雄等八個工讀互助團的團員，在北京城內第一次發起了紀念國際勞動節的示威遊行。他們出動了兩輛汽車，車上插著書有“勞工神聖”、“資本家的末日”等字樣的紅旗，沿街散發了幾千張《北京勞工宣言》。宣言寫道：“今天是世界勞動者爭得八小時的紀念日，我們應該快快起來休業一天，大大床祝一下才是。從今以後，有工大家做、有飯大家吃，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軍人、道士、和尚、盜賊、娼妓、流氓、乞丐都要驅逐淨盡。吾們要把田園工廠以及一切生產機關收回，自己管理，不要被一般不做工的剝奪了去！”結果何孟雄等八人被警察拘捕。在這次紀念活動中，《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出版了“紀念勞動節專號”，刊登有高尚德的《“五月一日”與今後的世界》等文章，還有“勞工神聖”、“勞動者的勝利”、“資本家的末路”等四幅漫畫插圖。《新青年》第7巻第6號也出版了《勞動節紀念號》，發表了李大釗的《五一運動史》、陳獨秀的《勞動者底覺悟》等文章，該號扉頁還刊載了蔡元培題寫的“勞工神聖”四個大字。平民教育講演團也分五組到街頭講演五一勞動節的曆史和意義，講題有《勞動紀念日與中國勞動界》、《我們為什麼紀念勞動節呢？》等等。這次活動，成為我國第一次大規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