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0月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充分表現了人民群眾的曆史主動性，顯示了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偉大革命創遺力。這個事實，幫助了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改變對人民群眾的看法，他們從這一曆史變動中看到中國革命可以依靠的真正力量。北大第一個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李大釗在這時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青年與農村》、《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等一係列的文章中，已開始指出依靠工農群眾來改變中國社會現狀這一嶄新的革命道路。同時，十月革命的勝利，世界革命運動的勃起，也振奮了許多民主主義革命家，影響了一般知識分子，使他們對勞動人民的力量產生了新的認識。蔡元培在這時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即反映了這一曆史變動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深刻影響。
1918年11月11日，持續了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戰勝德國而告終。當協約國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城“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闐，好不熱鬧。東交民巷以及天安門左近，遊人擁擠不堪，萬種歡愉聲中，第一歡愉之聲，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來舉國蒙羞的石頭牌坊（克林德碑，北京人通稱呼石頭牌坊）已經拆毀了。”軍閥政府也趁機誇耀武功，大肆喧染。北京各學校於十四日至十六日，連續放假三天，慶祝所謂協約國的勝利。這時蔡元培極為興奮，他在北京市民慶祝勝利大會之後，又以北大名義於十五、十六日在天安門外舉行了兩天慶祝歐戰勝利講演大會。十天之後，北大又在中央公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舉行了連續三天（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的講演大會。蔡元培作了題為《黑暗與光明的消長》、《勞工神聖》兩次講演。在他的邀約下，北大教授李大釗、陳獨秀、陶孟和、胡適、陳啟修、王建祖、馬寅初、李石曾、徐寶璜以及學生代表江紹原、廖書倉等，也作了講演。蔡元培把這次對民眾的講演活動，稱為“是我國平民大學的起點”。
在這些講演中，對於這場戰爭的原因和性質，李大釗給予了透徹的分析，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慶祝，不是為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熱情地歌頌了十月革命開創的“新紀元”。但當時多數講演者還是受了美英帝國主義宣傳的影響，誤認為英、美、法等協約國是主持“公理”、“正義”的，把協約國擊敗德國，看作“公理”戰勝了“強權”。他們幻想依靠英、美、法帝國主義，實現戰後的持久和平。蔡元培也不例外。他在《黑暗與光明的消長》的講演中：“認為協約國占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的主義都消滅了，別用光明主義來代他。”這反映了他對帝國主義還存在不切實際的幻想。
但是，新的世界革命潮流的影響是深刻的。察元培在十六日的講演大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勞工神聖》的演說。他說：“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他滿懷激情地預言：“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啊！”他鄙夷、憎惡那些不勞而食、禍國殃民的寄生蟲，告訴人們：“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紈絝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幹修的顧問谘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誠然，蔡元培在這裏所說的“勞工”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科學概念，是泛指各種體力和腦力勞動者，並不是專指工人階級。但這個口號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一般知識分子對工人階級力量的新認識。所以，“勞工神聖”口號一經蔡元培喊出後，很快就在北大和整個知識界流傳開來，成為青年學生和許多報刊的時髦用語。正如後來有人指出的，蔡元培的一篇演說，“居然把‘勞工神聖’底標語，深印在覺悟者的腦筋中”，這是因為他“將眾人腦筋裏深深地藏著的‘勞工神聖’，一聲叫破了出來，於是眾人都被他喊著，就回答一聲‘勞工神聖’。”這裏應當指出，這時蔡元培所指的勞工雖然還不是一個確切的科學概念，但他的凡“出勞力以造成有益社會之事物，無論所出為體力，為腦力，皆所謂之勞工”的看法，卻確是很有見地。還在1917年7月，他曾草擬過一份《教育工會宣言書》，在這份宣言書中，就認為在中國傳統中的“士”是多歧義的，“如曰學以居位曰士，或曰以才智用者謂之士，皆以士者為仕之預備也者。”認為這些“凡自命為士者，悉借以為弋取功名之具。其有益與人與否，非所聞也。若是者，不特無關於教育，而亦不得謂之工”。他甚至認為像孔、孟這樣從事教育的人，雖可稱為教育家，但因其本意在得位行道，“以政治家自見，既不見用，不得己而言教言，猶且自居於賓師之位，以大人之學自命，而鄙農圃為小人”，認為這也不能稱之為工。隻有“吾儕所謂教育，則即認為專門工業之一種，習之有素，持之有恒，量所任之職務以取其所需，與其他之工業同例。故吾濟不謂之士，而謂之教育工”。他感於工業發達國家各專業有工會，以為互助；一國有總工會，“以抗資本家若政治家之壓製，而申其自由權”；且有國際總工會，“以為人道主義之保障，而漸達於理想之世界”。因而他發起組織教育工會，希望通過它的發展，“以促各工會之成立，以集合為總工會，而參加於國際工會。”由此可見，他對國際工人運動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從思想淵源看，他在這時喊出“勞工神聖”的口號，要人們“認識勞工的價值，”也不是偶然的。
雖然蔡元培這時提出“勞工神聖”還僅是一個抽象的口號，但它卻在客觀上有利於知識分子與工人群眾的結合；而他本人也在“平民教育”的主張下，讚助青年學生走出校門去為勞苦大眾服務。1919年3月，北大學生鄧中夏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開始接近工農群眾。平民教育講演團開始時的成員雖還比較複雜，講演的內容也沒有超出民主主義的範圍，但後來很快發展到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1920年冬，由北大學生會和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捐款，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1921年元旦，學校正式開學。鄧中夏每周來講課兩次，幾位北大學生被派作學校的常駐教員。他們一麵教學，一麵從事工人運動。這些都顯示了北大進步學生與工人相結合的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