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勞工神聖”(3 / 3)

1922年,北京大學開始規定五一勞動節放假,蔡元培以校長名又發出布告:“本日為精神勞動紀念日,經校務討論會議決,放假一日。”按1918年北大節日放假規定,節日包括雙十節、孔子誕辰、校慶,以及春夏秋冬四節日(即陰曆元旦、端午、中秋、冬至),現在把國際勞動節列入學校節日,這反映了時代潮流的變化。北大作為中國的最高學府,公開紀念勞動節,對社會是有影響的。

應該指出,這一時期蔡元培倡言“勞工神聖”,讚同“工學互助”,是和他對社會主義理想取同情的態度分不開的。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固然是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占主導地位,但同時也受無政府主義的社會理想、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的影響。他熱心提倡工學主義,就是希望通過工學的形式,實現互助的理想,達到沒有階級差別,沒有貧富懸殊,人人勞動、平等的“幸福世界”。他曾說:“我們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則。盡所能,便是工;不管他是勞力,是勞心,凡是有益於人類的生存,文化的進步,都是。所需有兩種:一是體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學術是。現在有一部分的人,完全不作工;有一部分的人,作了不正當的工。所以,正當的工人不能不特別勞苦,延長他工作時間。而且,除了正當的工人以外,都是靠著特殊的勢力,把人類所需的逾量攫取,逾量的消耗。所以,正當的工人,所取所需,常恐不足,就是體魄上的需要勉強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或者一點都沒有。這不是文化的大障礙麼?”他認為,除去這個障礙的方法,就是“實行工學並進的生活”,進而推廣開去,就能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彼岸。當然,這隻是一個空想,一個無法實現的善良願望。但是,蔡元培的這種思想傾向,確使他同情社會主義理想,同情勞工生活和勞工運動。

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上,發表了察元培的《克卡樸氏社會主義史》一文(為李季所譯克卡樸的《社會主義史》寫的序文)。這篇序文雖然把社會主義學說和我國古代的大同理想等同起來,但它對社會主義學說在我國的傳播作了介紹,特別指出:“俄國多數派政府成立以後,介紹馬克思學說的人多起來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見這一類的題目。但是切切實實把歐洲社會主義發起以來,一切經過的情形,敘述出來的還沒有。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國辟司所增訂的克卡樸《社會主義》史,用白話譯出,可以算是最適當的書了。”

同樣,蔡元培對勞工的疾苦和勞工運動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1922年1月,我國工人運動的先驅者黃愛、龐人銓,遭到湖南軍閥趙恒惕的殺害。蔡元培以憤慨的心情為《黃龐流血記》一書寫了序文,熱烈稱讚他們實行“到民間去”的格言和為勞動運動而犧性的精神,“是我們最好的模範”。他沉痛表示:“現在兩先生竟為勞動運動死了,在兩先生自然死而無憾。我們後死的人,就有兩種最宣接的責任:一是完成兩先生還沒有做成的事業,一是替兩先生複仇。第一責任,是在勞工會裏麵,大大的盡力,叫每個勞工都有兩先生的精神,使他們殺人的知道拔去一二個眼中釘,反加增了無數,那就不敢嚐試了。第二責任,要認定‘冤有頭,債有主’的條件,這一回的事變,直接加害的是趙恒惕,即就應該把趙恒惕來償命。”

蔡元培的上述思想傾向,使他對社會主義的蘇聯抱同情友好的態度。1922年8月,他與李大釗、胡適等北大教授宴請來京的蘇俄特使越飛,他致詞說:“俄國革命事業,為吾人之前驅”,“相信由此以後,世界上必發生極大之變化”。表示“願以中國居於俄國革命的弟子之列”。這一年北京大學舉行二十五周年校慶慶典時,專門邀請蘇俄代表越飛參加,越飛因故未能出席,特意派代表參加井代致祝辭。12月23日,蔡元培在致越飛的信說:“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紀念日,承貴代表派員蒞會,並致祝辭,傾聞之下,曷勝欽感。本校同人甚望中俄人民日益親善,並願竭盡心力,以企圖學術上之建樹,為自由真理而奮進,以副貴代表備極獎掖之希望”。表達了對蘇聯的友好之情。同樣,蘇聯對這一時期的北京大學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1923年12月,蘇聯全權代表加拉罕在致北大祝賀校慶的專函中說:“國立北京大學不僅是一個高等學校的中心,也是一個使中國青年得到民族的和政治的教育的學校。這裏,在國立北京大學的圍牆之內,幾千的中國青年男女教養起來愛他們的國土和為民族自由而戰。並且中國的幾千個高潔的心都因為中國現在的情境感到深切的痛苦而在這裏跳躍,熱誠的來探索一個方法——永久的準備著把他們的力量和生命獻出來為人們謀一個較好的將來。”

綜上所述,蔡元培在五四時期發出“勞工神聖”的喊聲,從其自身的思想傾向看,也不是偶然的。以蔡元培的威望和地位,他對社會主義和勞動運動的同情態度,自然也有助於社會主義學說在北大、在社會上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