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延請中外著名學者前來講演，開擴學生知識領域和“引起研究的興味”。在蔡元培的倡導下，北大校內經常舉辦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麵的學術講演活動。各種學術講演多由教授會以及各種學會、研究會和讀書會發起組織。1918年2月，蔡元培曾與校內外一些學者發起成立學術講演會，他認為當時社會“民俗日偷，士風日敝”的一個原因，是由於“師法墮落，學術消沉”；認為舉辦講演會，有助於挽救士風，振興學術，引起求學問道之心。所以，他發起的學術講演會以傳布科學、引起研究興趣為宗旨，邀請高校教授和學者擔任講演員，分期講演，以期喚起國人研究學術之興趣，矯正“教者以沿襲塞責，而不求新知；學者以資格為的，而不重心得”的弊病。又如北大師生共同組織的學術研究會曾多次主辦講演會，講演分會內（專對本會會員）和公開（麵向校內外）兩種，並組織會員成立英國文學研究組、德文研究組、國際政治研究組、新聞研究組和國會製度研究組等，進行專門研究。各係教授會、各種學會等也經常組織學術講演活動。講演的內容有專題學術報告，也有普及性的介紹，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史學、文學藝術、新聞、教育和國際問題，以及物理、化學、地質、生物等各個方麵。校內外學者蔡元培、梁啟超、章太炎、錢玄同、陳啟修、李大釗、馬寅初、陶知行（行知）、周作人、李四光、李書華、何傑等都參加過這類學術講演活動。蔡元培還多方延請外國知名學者來校講學，如美國的杜威、英國的羅素、印度的泰戈爾、德國的杜裏舒、法國的維勃呂爾、蘇聯的耶爾朔夫等。以1922年為例，日本進步學者福田德三，來校作了題為《馬克思主義的幾個基本觀念》的講演。他在講演中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同時批判了日本對外侵略的帝國主義行為，指出侵略中國的是少數日本軍閥，而不代表日本人民的意誌。這一年來校講演的外國學者還有：美國生物學家柯脫作的《進化論之現在》、《植物學為國家之富源》，山格夫人作的《生育製裁》（意為節製生育）、斯梯芬作的《鐵路借款的用途和監督》，瑞典學者西冷作的《東西洋繪畫的要點》，德國學者衛禮賢作的《葛德的傳略》等題的講演。1922年還由蔡元培邀約愛因斯坦（其時正在日本講學訪問）來校講學，因來往信件被郵路延宕而沒有實現。此外，北大還有各種學科的講演會，如國際研究演講會，就是專門就國際問題作演講的，在校內外有較大影響。這時北大師生很重視對國際問題的研究，蔡元培的《大戰與哲學》就是在國際研究第三次演講會上的演說詞。當時《北京大學日刊》也經常刊登各種學術講演的記錄，以資廣為傳播。
第四，鼓勵組織各種學術研究團體，把學生的課餘興趣吸引到學術研究方麵來。顧頡剛（餘毅）在《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曾回憶道：“北大學生本來毫無組織，蔡先生來後，就把每班的班長召來，勸他們每一係成立一個學會。許多班長退下來躊躇道：‘這件事怎麼辦呢？’因為同學間實在太散漫了。但靠了察先生的敦促和領導，以及學校在經費上的幫助，許多會居然組織起來了。不但每係有會而且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音樂會，辯論會，武術會，靜坐會……一個個成立起來，誰高興組織什麼會就組織什麼會，誰有什麼技藝就會被拉進什麼技藝的會。平時一個人表現自己能力時很有出風頭的嫌疑；可是到了這個時候，雖欲不出風頭而不可能了。校中盡有消遣的地方，打牌聽戲的興致也就減少了許多。一校之內，無論教職員、學生、仆役，都覺得很親密的，很平等的。”從此，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不但有正當而豐富的文體娛樂活動，而且具有濃厚的學術研究空氣。時人曾對此評道：“蓋自蔡校長任事以來，集會一風，一時大盛，少年學子，既富於自動之本能，而校長職員，又複多方提倡，以故事業勃興，不可遇抑”。
這一時期各係都組織了學會，如國文學會、史學會、哲學會、地質學會、數學會、心理學會等。這種學會是以本係學生為當然會員，本係畢業同學和本係旁聽生為特別會員，經費由學校津貼。蔡元培對學會的建立極為關心並給予很大支持，化學會、史學會和經濟學會等成立時他都親自出席並發表演說。學會的活動為分組研究，邀請學者講演，主辦定期刊物等。也有的學會是由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和需要組織的，如有誌研究數學、物理學的同學組織了數理學會，每月集會一次交流研究心得，並出版《數理雜誌》，刊登研究成果。又如化學係同學組織了化學講演會，“以練習化學講演之法，而收觀摩之益為旨趣”。並時常邀請中外學者介紹化學的最新理論和成就。這些學會在開展研究及助進本係發展方麵都做了很多切實的工作。理科的地質學會（開始稱地質研究會）成立於1920年10月，是北大理科中最早建立的一個學會。它在成立“公啟”中說：“我們的誌願，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質上的真理”，“就我們的學力所及提倡地質學，引起社會上對於地質的注意”，同時還要集合群力開展地質調查，一洗過去中國地質調查依賴外人之恥。它開展了許多方麵的活動，如征集標本，辦了礦石室，圖書室；舉辦學術講演（成立半年內就舉辦了六次），組織討論會；舉辦地質展覽會；製訂課程改革計劃書，協助建設實驗室；出版北大地質叢書，約請王烈、李四光、翁文灝、葛利普、何傑等教授編著地質學、古生物學方麵專論；出版《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成為我國地質學方麵最早的出版物之一。這個學會當時在校內相當活躍，也是很有成績的。文科如經濟學會發行的半月刊，在當時學生主辦刊物中有一定影響。它於1922年12月創刊，以“集思廣益、博采兼取”，“求學術之發展”為發刊宗旨，辟有論著、研究、時評、譯叢、紀略、講演、調查等欄目。曾發行過《勞動紀念號K《馬克思紀念號》，李大釗在經濟學會講演的《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一文，就刊登在紀念號上。學會及其刊物還提倡開展社會調查，蔡元培對此極表讚同，他在經濟學會的演說中特別提到：“至調查一層，隨時隨地，均有供我們調查之資料。即如東齋對麵之飯館，亦有足供我人調查者。凡調查經濟情況，須先從小處著手，再推及於大事業之組織管理，可免頭忙腳亂之弊。調查所得之資料既多，然後參以學理，刊印雜誌，我決其必有價値。”1924年7月，該會曾擬定各地生活物價調査計劃，請教職員和同學於假期代為調查，準備在半月刊出一期《平民生活號》。
此外，還有的是屬於全校範圍或係際的學術性社團，如北大學術研究會、教育研究會、新文學研究會、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査會、考古學會、世界語研究會等。此外，師生還經常邀集同人發起各種課餘學習和研究性質的團體，如1919年1月，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黃侃等三十八人發起成立課餘俱樂部，以求“學餘間藉以聯絡感情交換學識為宗旨”，由會員捐助購置書報，布置古物和美術品展覽，組織詩社、詞社等。蔡元培被推舉為部長（五月間以校務繁忙辭去）。
這一時期北大有的學術性社團，在校內和社會上有較大影響，如1919年1月25日，由馬敘倫、陳大齊、楊昌濟、胡適以及學生陳鍾凡等人發起成立的北大哲學研究會，其宗旨為“研究東西諸家哲學，瀹啟新知”。研究方法為講演、編輯和調查等項。哲學研究會在介紹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各派學說方麵起過一定作用。毛澤東在北大工作期間曾參加過這個研究會，在會中閱讀了大量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著作，其中包括十八世紀唯物主義者的著作。
又如，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成立，是蔡元培在北大，也是在我國提倡有組織、有係統地研究新聞學的一個創舉。他深感“歐美各國，科學發達，新聞之經驗又豐富，故新聞學早已成立。而我國則尚為斯學萌芽之期”，民國以來雖新聞報紙驟增，“唯其發展之道，全恃經驗，如舊官僚之辦事然。苟不濟之以學理，則進步殆亦有限”。於是有了發起新聞學研究團體的想法。1918年7月，蔡元培草擬了團體章程在北大日刊上刊登。簡章規定團體名稱為“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確定以“灌輸新聞智識，培養新聞人材”為宗旨。九月間，他又連續幾天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校長布告》，發起招收會員，得到北大學生的積極響應，短期內即有數十人報名入會。同年10月14日，正式召開了成立大會，蔡元培出席並發表了演說。蔡元培被舉為會長，文科教授徐寶璜任主任導師，《京報》社長邵飄萍為兼任導師。會員以北大學生為主，校內外人士均可入會。每星期由導師講授《新聞學》兩小時。1919年2月19日，該會挙行改組大會，修改並通過了新簡章，正式定名為“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突出了新聞學研究的特點。宗旨也修改為：“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之發展”。毛澤東也參加了這次改組會議。1919年4月20日正式出版了《新聞周刊》，它對一周的新聞“為係統之記栽，下公允之評論。”是當時國內唯一傳播新聞知識的刊物，該刊僅出了三期，五四運動後停刊。1919年10月16日，新聞研究會第一次研究期滿，獲聽講一年證書的有二十三人，聽講半年證書的有三十二人。毛澤東曾參加這個研究會並獲得聽講半年證書。蔡元培在研究期滿式致詞中曾指出：“本校之有新聞研究，於中國亦實為第一次。故今茲結束，是可謂中國新聞研究之第一次結束（指結業）。”該會前後存在了約兩年時間，五四以後，由於人事變動，骨幹離校，到1920年10月以後就基本上停止了活動。新聞學研究會雖然存在時間不很長，但它在五四前後的許多進步活動，使它成為這一時期有很大影響的著名社團之一。許德珩曾稱它“與五四運動很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