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懂得學術民主對於發展科學的重要意義。他反對罷黜百家、獨尊一己的文化專製主義，實行學術自由、百家爭鳴，允許不同學派自由發展，發揮各方麵人才的專長。他曾用“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觀點，來解釋他的思想自由、兼收並蓄的主張。他提出：“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幹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他在堅持革新、扶植新派的前提下，對於那些政治思想上頑固守舊的人，則認為隻要所授課程與政治無涉，同樣應該用其學術專長。他說：“例如複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複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當時北大教授辜鴻銘、劉師培等人都是新潮社學生反對的對象，一些學生曾表示對蔡元培的做法不能理解，蔡元培對學生解釋說：“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你們也去擁護複辟或君主立憲。”雖然這些舊派人物多是封建複古的頑固勢力，反對新文化運動，但蔡元培把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作了一定區別，采取不求全責備和用人唯才的方針，不拘一格廣收人才。當然，即使對於舊派人物，除了學問之外，蔡元培也還是有所要求和選擇的，時為北大學生的毛準（子水）曾回憶說：“譬如，他請劉申叔講六朝文學，決不會允許他提倡帝製；他請辜湯生教英詩，決不允許他提倡複辟。他所以沒有請林琴南，據我的推測，並不是因為他以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為派係不同的緣故，而是因為林琴南對於做學問的見解，在蔡先生看來，已趕不上時代了”。這表現了他既堅持政治上的是非標準，又尊重講學自由和正當的學術研究的自由。這對繁榮學術，培育具有各方麵專長的人才，是有著積極作用的。所以，這時北大眾家林立，競相發展，而“拖長辮而持複辟論者”的辜鴻銘，“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以及黃侃等人，也就組成了北大的舊派，和陳獨秀、李大釗等的新派相對壘。
辜鴻銘（1857—1928），名湯生，福建同安人。早年在英、德等國學習，得過英國文學博士的學位。後受馬建忠的影響，崇信中國舊學和封建倫理道德。他精通英、德、法和希臘等國語言，曾將《論語》、《中庸》等譯成西文，並撰述《中國文化之精神》等書，受到西方漢學家的推崇。回國後任張之洞幕僚二十餘年，後曾任清廷外務部員外郎，並賞賜文科進士。辛亥革命後，到北大任教。蔡元培長校後，以其擅長英國文學而繼續留聘為文本科教授。他反對民主共和，持帝製複辟論，繼續頭束發辮，身穿棗紅馬褂。
1917年張勳複辟時，辜鴻銘曾被列名為外務部次長。這時，他在北大文科講授西洋文學，後又主講文科研究所的《英詩》。他雖然講授外國文學，但也不忘把英國詩歌分列成所謂“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洋離騷”等類。他在課堂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胡謅“春秋大義”，“君師主義”一套陳詞濫調。他竭力反對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1918年夏，他寫了《春秋大義》一文，公開提倡“尊王”、“尊孔”。說什麼“至醇至聖之孔夫子，當有支配全世界之時，彼示人以高潔、深玄、禮讓、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五四運動後，7月12日，他在上海《密勒氏遠東評論》上用英文發表《反對中國文學革命》，攻擊文學革命論者倡導的新文學隻有使人的道德萎縮，是所謂真正的死文學。8月16日，他又在同一刊物上發表《留學生與文學革命》一文，反駁新派攻擊文言文難學造成中國眾多文盲的觀點，他竟然認為他們這些留學生能夠在國內愉快生活，“應該為我們四億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仍為文盲之事實，在每天生活中應該感謝神”。他譏諷地寫道：“試想，如果中國四億人口中之百分之九十都變成為知識分子之結果——好像在北京的苦力、馬伕、司機、理發匠、店員、小販、遊民、流氓等全部都變成知識分子，並且和北京各大學學生一樣參與政治，那將是多好啊！然而最近據說已有五千件電報拍往巴黎討論山東問題的中國代表們，如果四億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全變為知識分子，並且也都和留學生一樣表現愛國狂，那就請計算一下拍發的電報件數和所耗費的金錢吧。”活畫出這個封建遺老的嘴臉。辜鴻銘的複辟謬說得到一班遺老遺少的稱頌，也得到帝國主義國家一些學者的吹棒。1927年辜鴻銘到軍閥張作霖那裏當顧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