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由蔡元培聘請為北大圖書部主任。原來北大圖書館藏書少，設備差，製度也不健全。蔡元培整頓學校時，很重視圖書館的建設，曾請章士釗主持其事，但章到任不久即辭職他去。由於李大釗留日時常為章主編的《甲寅》雜誌撰稿，章士釗甚推重李的才幹，因此向蔡元培推薦李接替圖書部主任職務。章士釗後來回憶說：“以吾縈心於政治之故，雖擁有此好環境，實未能充分利用；以謂約守常來，當遠較吾為優，於是有請守常代替吾職之動議。時校長為蔡孑民，學長陳獨秀，兩君皆推重守常，當然一說即行。”李大釗接任後，製定改革方案，建立和健全圖書管理借閱製度，並從國內外購進大量圖書，其中有許多是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書籍和一批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獻。1918年10月，圖書館遷入了沙灘紅樓一層新址，李大釗在這裏開辟了二十一個書庫和六個大閱覽室。同時還為一些學會開辟研究室，提供材料，如1921年10月北大學生費覺天、黃紹穀、鄢祥褆等發起組織太平洋問題研究會，“李大釗麵允收集材料，別置一室，以供會員參考”。經過李大釗的大力整頓，圖書館麵貌煥然一新，成了宣傳新文化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許多進步學生經常在這裏聚會，向李大釗請教問題，共同商討革命工作。1918年8月，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後，曾在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半年之久，並在這裏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李大釗不僅為北大圖書館的建設做了開拓性工作，並且還積極參與發起了我國第一個圖書館協會，從理論上闡明了圖書館工作的性質和作用，是我國建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奠定人。
1922年12月，李大釗改任北大校長室秘書，負責處理學校日常具體工作。
李大釗在北大的地位和作用，為時人所推重。章士釗曾回憶說：“守常雖學問優長，其時實至而聲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歐美大學之鍍金品質，獨守常無有，淺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噲視守常。時北京民主運動正在萌芽，守常誌在得北大一席，以便發蹤指示，初於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緒，了不厝意。由今觀之，守常一入北大，比於臨淮治軍，旌旗變色，自後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無不唯守常之馬首是瞻，何也，守常之強，其誠摯性之感人深也。”而李大釗對北大也懷有極深的感情，他曾把北大看作是“黑暗中之燈塔”，“我個人心中沒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
十月革命後，李大釗成為北大，也是全國第一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1920年7月8日，校評議會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將“圖書部主任改為教授”，因而學校又聘請李大釗兼任史學、經濟等係教授。他在史學、政治、經濟等係先後開設了《唯物史觀》、《現代政治》、《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社會主義史》、《史學思想史》等課程，以及《工人的國際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將來》、《馬克思的曆史哲學》、《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講座；有的講演如《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等，曾由學生記錄並在《北大日刊》上登栽。這是我國大學第一次開設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它影響並推動了一批先進知識分子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誠然，蔡元培允許不同學派存在和發展的思想自由原則，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提出來的。但是，事物的發展往往是超出人們的主觀願望，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這是蔡元培所不能預料的。但應該肯定，蔡元培的兼收並蓄主張，對馬克思主義在北大的傳播，在客觀上是起了促進和保護的作用。例如，1924年，北京反動政府曾以提倡共產主義的罪名，下令通緝李大釗。當時北大給教育部的函中就提出：“大學為講學之地，研究各科學問實為大學教授應盡之責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緝。”並要求“嗣後對於大學教授，非依據法律確實證明其為現行犯者，絕對不能任意通緝。”就是援引蔡元培的思想、學術自由的原則，同反動政府進行說理鬥爭的。
蔡元培為了羅致新派人物，還注意從青年新進，國外留學生中物色人才。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1904年後在上海先後入梅溪學堂、澄衷學堂和中國公學讀書。曾在中國公學加入“競業學會”，並積極為《競業旬報》撰稿，發表不少白話文文章和小說。1910年到北京考取留美官費生，成為第二批庚子賠款的留美學生。1910—1917年，他在美國留學期間，先後入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深受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政治上傾向改良主義，反對革命。他曾讚成袁世凱和日本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反對留美學生的愛國運動。胡適在留學期間，常向國內《新青年》投稿，井和陳獨秀通信，係統討論過文學革命問題。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二卷五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了他對文學改良的八點主張，即：“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這雖然還僅限於文學的形式方麵，但在當時卻發生了積極影響，也引起北大新派教授的注意。陳獨秀曾稱其“以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同年4月，胡適又寫了一篇《諸子不出於王官論》的翻案文章。蔡元培對這個留美青年能寫出這樣興衰救弊和推翻舊案的文章，十分欣賞；而這時陳獨秀也向他作了推薦，意請胡適代其為文科學長，蔡除仍堅請陳出任學長外，遂決定邀請胡適來北大任教。陳獨秀到北大後，曾致書胡適說：“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總長（按係北大校長之誤）之任，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學長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數。”1917年7月胡適回國，9月就正式被聘為北大文科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並兼哲學研究所主任。第二年，他用白話文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蔡元培還專門為這本書寫了序。胡適支持蔡元培的革新事業，如在招收女生問題上，他在1919年10月發表《大學開女禁問題》一文，認為大學招收女生是近代高等教育理所當然的事情，同時提出要實現這一點，要分步驟創造條件，即第一步要先聘任女教授；二是招收女子旁聽；三是改革現行女子教育，使其與高等教育相銜接。這些意見是中肯的。他對蔡元培革新北大的精神和成就是欽佩的，他認為蔡先生造成北大最重大的變化是兩個：一個是組織方麵，即從校長、學長獨裁製改變為教授治校製；二是大力提倡學術思想的自由，容納個性的發展，使北大成為國內思想自由的中心，引起青年學生對各種社會活動的濃厚的興趣。五四運動中蔡離校出走後，他協助維持校政。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曾作出過重要貢獻，雖然他的文學主張和他的政治主張一樣，都具有明顯的改良主義色彩，但他積極提倡白話文，後來還作白話文學史以證明白話文的價值，對當時的文學革命運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北大新派教授中著名的還有錢玄同和劉半農，他們都是文學革命的積極響應者。
錢玄同（1887—1939），原名夏，字中季，浙江吳興人。早年曾剪發以示“義不帝清”，1906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加入同盟會。在東京曾師事章太炎治音韻訓詁之學，並與魯迅、劉師培等交柱。1910年回國後在中學任教。辛亥革命後，痛感複古的危害，後以“疑古玄同”自號。1913年到北京，曾任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教員，授文字學。1916年到北京大學為沈兼士代課，1917年9月，蔡元培正式聘任他為文本科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教員。在新文化運動中，錢玄同猛烈抨擊舊文學，斥之為“文選妖孽”，“桐城謬種”。他極力主張用白話文體作文章，在《新青年》上他是第一個寫白話文的，並建議《新青年》“做為白話文的試驗場”，改用橫排版，加新式標點等。在他的倡議下，《新青年》自四卷一號起（1918年1月），改用白話文，並加標點符號。錢玄同還是一個激烈的語言文字改革論者，主張廢除漢字代以拚音文字。他曾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還在校內講演宣傳這個主張，而他所授的文字學課也確有獨到之處。錢玄同這種以拚音文字代象形文字的主張，是有進步意義的。但他對漢字缺乏曆史主義的分析，過於偏激，蔡元培也認為“不易實現”。
劉半農（1891—1934），名複，號曲庵，江蘇江陰人。早年參加過反清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後在上海任中華書局編輯。1916年積極投身於新文化運動，成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7年蔡元培聘他為北大文預科教授，先後開設了國文、文法等課程，並在文科研究所小說組講授《中國的下等小說》（通俗小說）。他講授文法課時，編輯出版了《中國文法通論》、《中國文法講話》等。劉半農是文學革命的健將和最早的新詩人之一。從1918年起，他用白話寫了許多活潑清新的新詩，另外還仿他家鄉江陰的民歌，創作了具有濃厚地方方言色彩的詩歌，分別收在《揚鞭集》和《瓦釜集》中。劉半農在反對封建複古主義的鬥爭中，具有勇敢戰鬥的精神。為了推動文學革命運動的發展，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三號上，刊出了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寫給編輯部的信（即《文學革命之反響》）。信中把舊文人攻擊新文學的各種謬說羅織在一起，樹立起對立麵，然後由劉半農在同一期《新青年》上著文作答。劉半農的複信筆鋒犀利，文字詼諧活潑，把封建複古派的各種謬論駁斥得淋漓盡致。這兩封轟動一時的“雙簧信”，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一段佳話。魯迅曾稱讚這一時期的劉半農：“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是“《新青年》裏的一個戰士。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五四運動後不久，劉半農轉而專心治學，安於學者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