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凱南根據戰爭結束以來美國對蘇聯的實際做法，在他八千字電報的基礎上，再一次寫了一篇分析蘇聯政權以及美國應該采取的政策的文章，並匿名發表在《外交》季刊7月號上，這便是著名的“×文章”。
與八千字電報不同的是，這次凱南明確地把美國對蘇聯的政策稱為“遏製”。他認為蘇聯非常敵視西方，根本不相信兩種社會製度之間存在著共同的目標，因此蘇聯的外交政策表現出“遮遮掩掩、含糊其辭、口是心非、謹慎多疑，並且總是居心不良”等特征，但它又不急於攤牌，願意與西方和平共處。蘇聯的政策既頑固又靈活，“一旦在當前政策的一個特定問題上已經製定了一條特定路線，整個蘇聯政府及機器，包括外交機構在內，就會堅定不移地按照規定的途徑前進，好像一輛固執的玩具汽車，開足了發條後朝著特定的方向開去，隻有當它遇到無法對付的力量時才停下來”。但是蘇聯決策者認為沒有理由讓革命的現有成就成為渺茫的美好未來去冒險，因此蘇聯在優勢力量麵前退卻並不感到良心不安。而且它不受時間表的限製，在有必要做這樣的退卻時，它並不感到驚惶失措。它的政治行動就像一條河流一樣，向著一個既定目標不停地流動著，流到它所能流到的每一個地方。它主要關注的是保證在世界權力的盆地中把它所能達到的每個角落和空隙都灌滿它的流水。但是如果在它的流程中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礙，它就清醒地承認這些障礙並使它自己適應它們。重要的是永遠朝著一個最終的目標前進。”換言之，蘇聯領導人雖然堅信資本主義必然崩潰，但他們不會急於訴諸戰爭以求實現其目的。反之，他們將利用各種手段加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對立和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特別是削弱西方國家對殖民地、附屬國的控製和影響。
在凱南看來，二戰時期美國對蘇合作政策是一種單方麵的妥協，隻靠這種妥協不會使蘇聯變得謹慎、溫和，反被蘇聯利用。直到目前為止，美國的讓步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與蘇聯領導人在戰後歐、亞秩序方麵達成的協議也是失敗的。麵對蘇聯的擴張主義，美國 “應該立即停止對克裏姆林宮單方麵的愚蠢讓步”，“與西方國家相比，蘇聯仍然是相當虛弱的”。蘇聯沒有戰略空軍和海軍。由於長期加速進行工業化和戰爭的破壞，蘇聯民眾“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已經疲憊不堪”；蘇聯沒有建立起政權交替的規則，一旦斯大林逝世，內部可能發生長達十幾年的自相削弱的鬥爭。“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情，使得作為一種政治工具的黨的團結和效能遭到破壞，蘇聯可能在一夜之間就從一個最強的國家，變成最弱和最可憐的國家。”因此，凱南主張美國對蘇聯政策“必須是一種長期的、耐心而又堅定的、警惕的遏製俄國對外擴張傾向的政策”，“蘇聯對西方世界自由製度施加的壓力，是可以根據蘇聯政策的變動和部署情況，針對其一係列不斷變換的地理和政治目標，靈活機警地運用反擊力量加以遏製”（注：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1， p114-139.）。
1946年末1947年初，希臘局勢的急劇轉折為美國實施遏製戰略供了良機。1944年10月希臘解放，希臘共產黨幾乎控製全境，但隨後英國軍隊進駐並扶植傀儡政權，導致1946年希臘爆發內戰，希臘共產黨占據主動。1947年1月美國向希臘派出經濟調查組，經過詳細調查，最終認為希臘的形勢緊迫，美國必須給予大規模經濟、軍事和顧問援助，以免希臘落入共產黨之手。2月20日，美國駐英大使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說：“由於英國自己的財政情況惡化，英國財政部反對對希臘作任何進一步的援助”（注：〔美〕哈裏·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李石譯)，三聯書店，1974年，第114頁。）。翌日，英國政府正式照會美國政府：鑒於經濟困難，英國將在3月31日之後不能向希臘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希望美國將此重任承擔起來。艾奇遜認為“曆史的轉折關頭已經到來，美國現在必須挺身而出，取代沒落的英國成為自由世界的領袖”（注：〔美〕迪安·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第76頁。）。在上述背景下，經過有關部門集體討論，杜魯門總統於3月12日在國會發表著名的、後來被稱為“杜魯門主義”的演說。該演說的核心部分建議“美國的政策必須支持那些人民，他們正在抵抗武裝起來的少數人或是外來壓力企圖強加於他們的奴役；必須援助自由人民以自己的方式來規劃自己的命運；我們的幫助首先應該是經濟和財政援助，這是達到經濟穩定有序的政治進程所必需的。”（注：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 Truman。 1947.Washington D。C。： Gover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根據杜魯門主義，美國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了經濟和軍事援助。11月，美國和希臘成立了聯合總參謀部，向希臘派出了1800人，幫助希臘政府武裝了20萬軍隊、5萬憲兵以及1.1萬名海軍和8000名空軍。杜魯門主義的提出和實施標誌著美國將以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的方式，單方麵地支持各國反共政府，遏製蘇聯的擴張主義。
1947年5月7日，國務院成立政策設計室，馬歇爾任命凱南為主任。由於杜魯門對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太重視，政策設計室越來越成為美國製定對外政策的重要機構，因此凱南的遏製思想也越發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占據主導地位。政策設計室的第一項任務便是處理關於美國援助西歐的政策問題，凱南很快拿出了一份文件，闡述對歐洲複興計劃的想法，馬歇爾對凱南的分析頗為欣賞，在凱南報告的基礎上於6月5日發表了著名的哈佛演說，最終導致馬歇爾計劃的實施。
1947年底到1948年初，國際局勢繼續趨於緊張。12月底美國、英國和法國與蘇聯在德國統一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最終導致西方三國與蘇聯在德國問題上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圖，在各自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采取行動，德國分裂不可避免。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發生政府危機，西方一直支持的貝奈斯總統辭職，取而代之的是共產黨領袖哥特瓦爾德。對於日益緊張的局勢，美國政府的一些官員甚至悲觀地認為三個月內可能會爆發戰爭，然而包括凱南在內的一些決策者並不讚同。凱南認為“在許多方麵，戰爭的危險性是言過其實的。蘇聯既不想在目前也不期待在可預見的未來同我們作戰”。他對戰後出現的美蘇兩極均勢深感不安，認為兩極格局使美國“力不從心，難以為繼”，美國“幾乎是單獨地挑起了國際上製止克裏姆林宮政治進展的重擔，但是這樣做已經在好幾個方麵使美國資源大量消耗，幾乎到了危險的地步”。因此在手段上，應該“在各方麵加強當地的抵抗力量，並勸說他們承擔更多的反對共產主義的責任，以便在歐洲和亞洲恢複某種均勢”。在範圍上要求決策者注意哪些地區同美國國家安全是息息相關的，哪些地區同美國國家安全沒有關係，哪些地區是美國暫時無能為力的。凱南建議政府重視扶助西歐，尤其是德國，“設法使西德成為西歐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並且把我們對於西德局勢的責任的一部分，交給西歐盟國和德國人民自己去承擔”，同時使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等國充分認識到德國局勢的必然性，讓他們為把西德融入歐洲承擔基本責任。對於中東地區，凱南認為其無疑正處於不安定的階段，但美國應該與英國繼續合作以保障該地區不受蘇聯的控製。至於遠東，凱南承認在某些方麵美國影響有限，不過他認為當前美國對日占領政策沒有造成，也沒有打算造成日本社會所需要的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因此建議改變美國對日政策。凱南認為上述地區應是美國政府重點經營的，而其他地區，既不要過高估計美國的能力，也不要過高估計蘇聯的影響。（注：Review of World Situation， FRUS 1947， Vol。I， p772-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