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外交政策麵臨著新的選擇，是重新退回美洲，回歸戰前的孤立主義，還是以世界為己任，把美國的利益與安全和世界的每一個地區聯係在一起？隨著歐洲局勢進一步嚴峻，美國認為蘇聯的威脅日益增強。1946年4月6日杜魯門總統在芝加哥的演說中提出：美國今天是一個最大的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比它更強大的了。這不是自吹自擂。這意味著美國擁有這樣的力量，就得挑起領導的擔子並承擔責任。自此美國的國家安全概念首次具有全球性質，美國的國家安全要依據全球安全和穩定而確定。此外，美國的國家安全體製不僅是一種強調部門間政策統籌協調和組織一體化的政府組織製度形式，其創建者還有更廣泛的目標，即為了贏得業已展開的冷戰而對美國全社會中各個領域、各種形式的力量和資源實施全麵深入的動員和統籌。同時美國的國家安全概念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不僅有捍衛本土安全的含義，還有維護其全球利益，充當世界領袖的內容。但是，在美國看來，戰後迅速崛起的蘇聯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脅。
1946年2月，美國政府得知蘇聯將不會參加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務院要求駐蘇聯使館對此進行分析，當時任駐蘇臨時代辦的喬治·凱南在22日向國內發回了著名的“八千字電報”，係統闡述了對蘇聯戰後問題的看法。凱南認為，蘇聯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和行為是俄國傳統的本能和不安的產物。他認為，一個和平的農業民族在遼闊的原野上與凶悍的遊牧民族為鄰，生活沒有保障，本來就會產生一種不安全感。隨著俄國與經濟上先進的西方接觸，麵對更能幹、更強大、組織得更好的西方國家，除了這種不安全感之外，蘇聯還懷著一種畏懼心理。這種不安全強烈地折磨著俄國統治者。因為他們一直認為自己的統治在形式上比較陳舊，這種統治的心理基礎是脆弱的、不自然的。如果接觸到西方國家的政治製度，就會經不起比較。因此，他們老是擔心外國的滲透，擔心西方世界和他們接觸，擔心俄國人知道外界的真相或外國人了解俄國的真相後會產生什麼後果。因此俄國領導人認為，隻有進行耐心的、殊死的鬥爭，徹底摧毀和俄國競爭的對手，決不向對手妥協或與對手達成協議，這樣才能保證自己國家的安全。但是，俄國既沒有係統的規劃，也不從事冒險活動，不按照固定的計劃辦事，也從不冒那些不必要的風險，因此俄國和希特勒的德國是不一樣的。因此凱南建議美國政府應該首先教育美國人認清蘇聯的意圖，打破對美蘇合作抱有的幻想。此外，美國必須完善自己的社會，使蘇聯的共產主義沒有可乘之機。另外，美國應該向世界人民提出比蘇聯更加美好的關於建設美好的世界的指導，並堅定自己對美國社會和製度的信仰（注：Moscow Embassy Telegram， No。 511， February 22， FRUS 1946， Vol。 VI， p696-709.）。事實上，盡管這八千字長電報並沒有提到“遏製”二字，但是卻暗含了遏製戰略的思想，因此深受杜魯門的讚賞。但是杜魯門需要一個真正大張旗鼓提出遏製戰略的報告，於是1946年9月“克利福德文件”應運而生。
該文件指出，美國當前麵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與蘇聯的關係問題，這關係到是否將發生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對德、日的恐懼已經消失，但我們對蘇聯的猜疑正日益增加，而猜疑是恐懼的第一步。”因此，美國現在必須正視蘇聯政府的動機和方法，以防攤牌時無以應對。“凡認為對蘇聯的安全具有重大意義時，蘇聯領導人的主張和要求顯得寸步不讓。在其他方麵，他們則表現出貪婪和投機，但也會根據對方反對的程度和性質隨機應變。”蘇聯認為控製斯得丁到的裏雅斯特這一條線以東的歐洲對他們現在的安全必不可少，在這個地區內，他們決不容忍出現敵對的勢力，同時，蘇聯企圖沿著它的中、東部邊界建立一個政治上臣服於蘇聯，無力對蘇聯采取敵對行動的保護區。因此，文件對當時政府內部提倡美蘇合作的觀點進行駁斥，認為，美國對蘇政策的首要目標是使蘇聯領導人相信，參加世界合作體係是符合蘇聯利益的，美蘇兩國之間根本沒有開戰的理由。雖然“我們期待與蘇聯領導人達成有關國際和平原則的協議”，但是蘇聯“似乎認為與美國和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決戰是不可避免的，於是他們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擴大蘇聯的勢力範圍，預先為不可避免的衝突做好準備，與此同時，蘇聯竭力通過各種手段，削弱和顛覆他們潛在的對手。如果蘇聯人堅持上述信念，而我們仍然斷言，隻有與蘇聯締結協議、相互諒解或團結一致，國際和平才有希望，那是非常危險的”。因此，文件認為與蘇聯合作必將使美國為美蘇關係作出犧牲，結果隻會造成“蘇聯擴張的欲望和要求與日俱增”。
文件認為，“如果我們發現在解決世界問題時，不可能取得蘇聯的合作，我們就應該準備與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努力締造我們自己的世界。這個世界將追求自己的目標，並承認蘇聯勢力範圍是一個明顯的實體。這個實體雖不是注定與我們發生衝突，但也不可能與我們共同探索共同的目標”。因此，“除非美國願意為了謀求與蘇聯達成協議而犧牲未來的安全，政府為了世界的穩定，應該首先采取步驟，製止蘇聯進一步對外擴張。蘇聯控製的地區越大，本國的軍事需求也就越多。我們目前的軍事計劃是以下列設想為基礎的，即至少在近幾年內，西歐、中東、中國和日本將不落入蘇聯勢力範圍之內。如果蘇聯在這些地區控製了一個或者更多的地方，美國為遏製蘇聯的軍事力量並製止其進一步擴張所依賴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區的任何一個海空軍基地被迫放棄的話，情況也應該如此。因此，美國政府應該謹慎地避免給蘇聯任何發動戰爭的借口，同時對於蘇聯向與美國的安全休戚相關的地區進行擴張的一切活動做好準備，以便進行有力和有效的抵禦。”
“軍事力量的語言是強權政治信徒們唯一能夠理解的語言。為了使蘇聯領導人認識到我國政府決心維護本國公民的利益和小國的權利，美國必須使用這種語言。妥協和讓步，在蘇聯領導人看來是軟弱的表現，而我們的退縮則會鼓勵他們提出更新的更高的要求。”“為了遏製蘇聯對美國或對世界上與美國休戚相關地區的進攻，主要威懾力量將是我國的軍事力量。”因此，“美國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強大到足以抑製蘇聯，使蘇聯的勢力範圍限製在目前它所控製的地區。”同時也必須準備進行核戰爭和生物戰爭，“做好準備這個事實也許是對蘇聯侵略行動唯一的強有力的威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和平的唯一有效的保證。”文件最後總結道，美國除了保持它強大的軍事力量外，還“應該支持和援助在某種程度上受到蘇聯威脅或危害的一切民主國家”（注：Arthur M。， Jr。 Schlesinger，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Vol。2，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73.）。
克利福德文件送交杜魯門審閱，但並沒有得到他的讚同，而是封存起來，禁止在政府內部流傳，用杜魯門自己的話說，“這份東西太激烈了，如果它現在泄露出去，那就會對我們試圖與蘇聯發展某種關係的努力造成極其不幸的影響。”（注：〔美〕瑪格麗特·杜魯門著：《哈裏·杜魯門》(南京大學曆史係近現代英美對外關係研究室譯)，三聯書店，1976年，第89頁。）但是杜魯門卻接受了該文件中提出的“應該支持和援助在某種程度上受到蘇聯威脅或危害的一切民主國家”的建議。當時麵臨蘇聯威脅或危害最緊迫的國家是希臘和土耳其，英國當時已經無力支撐局麵，因此希望美國能夠援助其擺脫危機。杜魯門政府基本上反對克利福德文件中提出的對蘇強硬立場，主張采取經濟手段援助那些“受到蘇聯威脅或危害的一切民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