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心理戰機構(3 / 3)

1947年12月14日,國家安全委員會製定了NSC4/A, 授予中情局進行隱蔽的心理戰的權力。通過特殊行動處,中情局確定了自己在進行隱蔽行動中的權威。此外,中情局開啟了利用其他政府部門進行隱蔽行動的先例,例如流向意大利的資金就是通過歐洲穩定委員會進行的。在意大利大選中,這些從美國流入的資金在隱蔽的心理戰中起了巨大作用,使美國從此將隱蔽行動列為主要選擇之一。

到了1948年6月,NSC10/2 又增加了隱蔽行動的內容,將政治戰、經濟戰和準軍事行動包括進去,並授權中情局作為對抗蘇聯的隱蔽行動的組織。到了1950年4月14日,NSC68文件要求中情局對蘇聯進行非軍事性進攻,包括隱蔽的經濟、政治和心理戰,目的是在蘇聯及其衛星國製造不安。1951年10月,NSC10/5 要求中情局加強其隱蔽行動。中情局策劃暗殺外國首腦;招募、培訓、提供以及配置私人軍隊;在國外進行代理人戰爭;鼓動和資助政變;削弱外國的經濟;利用盟國,如英國、意大利的政治程序;出於政治原因向美國國內民眾提供假情報等等(注:John Jacob Nutter。 The CIA’s Black Ops, Prometheus Books, 1999, p19.)。從此,中情局便成為美國進行隱蔽心理戰的主要部門。中情局在世界各個角落大肆活動,但是這些活動卻不為人知。直到197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戰爭權力法案》以限製總統繞過國會的宣戰權而動用美國軍隊的權力。1975年,車池委員會開始調查中情局的活動,最終車池委員會的報告揭露了中情局在國外進行的一係列暗殺、顛覆等隱蔽的心理戰活動,才使中情局的行動大白於天下。

心理戰略委員會

早在1947年中央情報局成立之後,美國政府內部各有關部門便不斷地在爭奪心理戰的領導權。盡管NSC10/2授權中情局進行隱蔽的心理戰活動,國務院領導公開的心理戰,但是由於朝鮮戰爭爆發,軍方也要求建立自己獨立的心理戰機構。於是在1951年1月15日,陸軍成立心理戰主任辦公室(OCPW),美國在遠東的情報人員和機構也由國務院轉歸麥克阿瑟領導。

在NSC10/2文件開始執行之後,1948年9月1日,杜魯門政府將10/2小組改組為政策協調辦公室 ( 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OPC),其不僅負責協調美國在歐洲的隱蔽行動,也包括在世界其餘地區的活動。為了進一步協調在世界各地進行的隱蔽行動,1950年3月份杜魯門總統又簽署了NSC59,將心理戰和宣傳在國務院和軍方之間作了分工。

雖然NSC4和NSC59文件都一再強調國務院負責協調對外宣傳工作,但是隨著對外宣傳活動的增多,各個政府部門在宣傳工作方麵的矛盾逐漸凸顯出來。政府許多部門都在進行心理戰,包括國務院、中情局、軍方等,因此有些心理戰活動雜亂無章,互相重複,甚至相互矛盾。為了克服政府各部門之間在隱蔽行動上的分散和相互競爭狀態,喬治·凱南說服杜魯門總統在1951年4月日成立了心理戰略委員會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PSB)來進行各項心理戰,並協調美國的心理戰行動。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來自國務院、國防部、中情局、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代表。心理戰略委員會協調各種非軍事的冷戰活動,包括隱蔽行動。其為西歐、亞洲、中東製定了詳盡的涉及經濟、軍事、政治和宣傳手段的“心理戰略”計劃。但是,由於各方麵的原因,心理戰略委員會並沒有進行有效的協調工作。在艾森豪威爾當選時,心理戰略委員會的活動被認為是失敗的,因為盡管其製定了詳盡的反蘇宣傳計劃,卻沒有將這些計劃成功地上升到政策製定層麵。心理戰隻取得了一些成功,心理戰略委員會沒有能夠協調心理戰行動,而且公眾也不支持美國操縱的宣傳機器。(注:Scott Lucas。 “Campaigns of Truth: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and American Ideology, 1951-1953,”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8, May 1996, p279-302 etc。 Scott Lucas。 Freedom’s War: The American Crusad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28.)因此,幾年後艾森豪威爾政府又重組了心理戰略委員會,用行動協調委員會取而代之。

但是盡管如此,心理戰略委員會也是一個重要的試驗,為艾森豪威爾時期更加係統化的心理戰活動打下了基礎。而且,也正是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心理戰在冷戰對抗中被應用到了極致。

美國國際新聞署

雖然在NSC68/3和NSC114/2文件製定後,對外宣傳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但是美國政府內部組織機構渙散和各機構關於對外宣傳管轄權限的爭吵一直困擾著美國對外宣傳機構的發展。1951年9月7日,負責行政管理的代理副國務卿休梅爾辛向國務卿艾奇遜建議,在國務院內成立對外新聞署(a Foreign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以改善對外宣傳計劃的實施。1952年1月16日國務院發布第四號公告,宣布將美國國家新聞處和美國教育交流處合並為一個半獨立的機構——國際新聞署(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管理國務院的國際信息和教育交流計劃。華盛頓大學校長威爾遜·康普頓博士(Dr。 Wilson Compton)被任命為國際新聞署的署長。其主要職責有:1. 擔任心理行動協調委員會(the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主席,在部際協調中代替國務卿負責國際信息和教育交流項目。2. 在主管公眾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的指導和協助下,廣泛聽取國務院其他相關部門和地區辦公室的建議,在此基礎上,領導和改進旨在實行和加強美國對外政策的國際信息和教育交流政策。3. 在地區辦公室的協助下,領導改進美國國際新聞署的計劃。4.指導美國國際新聞署所有國內外計劃的執行,對國務院有特別建議或重審權的問題,提供可資利用的通訊。5. 根據適用於美國國際新聞署項目的職員招募政策和程序,決定美國國際新聞署國內外計劃工作人員的挑選和任命、海外辦事處的主要公眾事務官員的挑選、確保地區辦公室的重新審查。關於這些主要公眾事務官員下屬的挑選也要聽取地區辦公室的建議。盡管國際新聞署也受到了公眾和國會的批評,但是無論如何,建立美國國際新聞署的最大意義在於美國政府開始嚐試集中對外宣傳的領導權限,這為美國新聞署的建立和運行提供了借鑒經驗。(注:轉引自郭又新:博士論文《穿越鐵幕:美國對蘇東國家的冷戰宣傳1945-1963,第57-61頁。郭又新的論文詳細地論述了美國國際新聞署成立的經過。)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國進行的心理戰中,並不隻是政府機構和部門參與其中,除了這些專門的心理戰組織和機構之外,私人團體和個體公民在海外的活動也被納入到心理戰行動當中,並且起著重要作用。從19世紀90年代起美國政府就開始關注其公民在海外的活動,並引導這些活動為國家利益服務,尤其是創造有利的世界環境來為美國的貿易和投資服務。如艾米莉·盧森堡所言,這樣的環境由五種“自由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創造,分別是:1.相信他國能夠並且應該複製美國的發展經驗;2.崇尚私人經濟;3.支持自由開放的貿易和投資;4.促進信息和文化的自由傳播;5.政府活動應該保護自由經濟,促進和調節美國參與國際經濟和文化交流。如盧森堡所言,一戰和二戰的經曆使私人慈善機構的對外援助、技術援助和軍事援助都與官方的外交政策聯係起來,這些被認為是能夠發展和保護他人的人道主義活動,而且為美國本身的全球經濟和戰略利益服務。美國的非官方組織目的是使世界各國友好和穩定,對美國的影響敞開國門,並且融入一個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體係(注:Emily Rosenberg。 Spreading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因此美國在海外進行的心理戰綜合了政府部門和機構以及私人和非官方組織的種種活動。

總之,在冷戰開始之後,美國迅速整合了其心理戰資源,建立了相應的心理戰組織和行動機構,同時將私人在海外的活動也納入到心理戰範疇之內,針對蘇聯和東歐國家,也針對西歐國家進行了一係列的心理行動。在西歐,美國與蘇聯展開了一場爭奪心靈與思想的鬥爭。

§§第二章 杜魯門政府時期美國在西歐進行的心理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