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
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思想形成的軸心階段，以諸子為代表的文化巨人們創造了輝煌的智慧成果。其中，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人倡導的儒家思想，弘揚西周以來正統的禮樂文化，在漢代以後逐漸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
儒家思想的傳播，就媒介形式而言，有口耳相承、紙本研習、舞台表演等傳統載體形式，可以說，不同的媒介傳播形式各有特色和貢獻，當前的影視、網絡也不例外。電視劇作為一種新興的媒介形式，必然會參與到傳統文化的傳承之中。但正如之前的每一次形式變革一樣，電視劇對傳統文化的接納和改造並不是被動消極和甘於工具地位的。在這個過程中，主流意識形態和廣大觀眾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共同作用於編導的創作，使得電視劇所反映的儒家思想必定取材於具有當代特征和審美價值的文化素材。客觀上說，電視劇演繹中的儒家人物和故事也反過來幫助人們思考、認定、選擇對曆史文化的認知，作用於新思想、新文化的生成。通過曆史題材電視劇對儒家思想素材的藝術選擇和藝術變形，可以觀察到文化發展的民間痕跡，從而梳理出其中的軌跡，這是筆者關注的核心焦點所在，也是本章研究的目的所在。
談到儒家思想在曆史題材電視劇中的傳播，不能不首先提及韓劇。伴隨著韓流風行，韓劇中體現出來的濃厚的儒家文化氛圍感動了東亞、東南亞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觀眾。對於中國觀眾而言，在韓劇的儒家文化中所感受到的不僅僅是一種文化的鄉愁，還有對現實的無限失落。作為儒學的故鄉，我們仿佛早已遠離了祖先的精神歸宿。在這一點上，筆者倒是並不如此悲觀。
同為儒家思想的傳承國，韓劇更注重家庭關係中的倫理親情，在此基礎上，反映家庭倫理生活的電視劇在韓國更加流行，這也合乎電視劇本身的受眾消費模式與消費群體，畢竟電視劇一般是家庭收看和女性觀眾為主。五四運動和文化革命使得儒學思想的民間根基在中國也受到了比韓國更猛烈的戕伐，自然使得家庭倫理劇中傳統因子的展現缺乏現實支撐。可是這並不意味著儒家思想在中國電視劇中的整體缺失。儒家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除了家庭倫理方麵之外，在政治觀念上對中國文化也是影響至深。仔細觀察中國曆史題材電視劇，觀眾會發現在政治理念的表達上，儒家文化的印記依然十分明顯，這並非是其他官方或者西方文化觀念可以完全掩蓋的。可以說，這也是當代中國更注重政治模式中儒家思想傳承的一個展現。
在儒家思想的電視劇表達中，“民本”思想即為核心。《孟子·盡心下》篇中稱：“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禮記·大學》曰：“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係”，“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古文尚書·五子之歌》雲：“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些學說奠定了儒家政治思想“以民為本”的基本立場。唐宋諸儒自不必言，直至明清之交的王夫之，目睹明王朝滅亡於農民起義的事實也說：“君以民為基，無民而君不立。”清代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更是以君主必須尊重民意為主題。當代有學者把儒家民本思想大致概括為六點，即民惟邦本、民意即天意、安民愛民、重視民意、民貴君輕、革命思想，這個概括是比較全麵的。
文藝消費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消費，曆來起著維護或破壞特定社會結構的巨大作用。這一點在傳統文學藝術的漫長發展過程中已經得到驗證。即便在今天，通過新興的藝術媒介手段，藝術家們的創造背後也還是隱藏著意識形態的影子。20世紀90年代以來，“民心”不知不覺間成了影視劇的“關鍵詞”之一。把雍正當“明君”歌頌的電視劇《雍正王朝》中有句歌詞“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下子感動了億萬中國觀眾的“民心”。此後的一些帝王劇、清官劇和反腐劇，也都在“民心”上大做文章，把“民心”當作了電視劇產業的一個“經濟增長點”。
長久以來，儒家思想早就融進漢文化的母體之中，同時也充當著表述漢文化思想的一種載體。因此，在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之外，我們還可以在各種大眾傳播藝術品中看到以儒家思想為標簽的、具有強大生命活力的民間文化隱傳統。
除了主流意識形態，許多基於人情、世情的意識形態也成為曆史題材劇被接受的原因，比如《大漢天子》、《漢武大帝》、《康熙帝國》、《雍正王朝》等作品寄托了人們對中國曆史繁榮時期的追憶和對曆史英雄人物的景仰；《宰相劉羅鍋》、《鐵齒銅牙紀曉嵐》則表達了人們對一心為民、清正廉潔官員的擁戴和對貪官汙吏的唾棄。作品意識形態與受眾觀念的吻合是曆史題材影視作品被觀眾認可和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將大陸曆史劇中的儒家“民本”思想鉤沉出來，作一個係統的研究，是對大陸劇缺乏儒家關懷觀念的一種回應，有利於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到大陸曆史劇創作的審美指向和中國觀眾的審美心理。本章將從曆史人物電視劇形象的塑造入手，從聖王、清官、儒商、義士等角度來觀察儒家思想在當代文化視域中的體現。
儒家民本思想與電視劇聖王形象塑造王者形象的建構始終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重心，即便是先秦諸子和各種經史理論學說，一言以蔽之，核心也在“王學”。詩詞、戲曲以及小說等各種文藝樣式之中，帝王之學的總結和演繹也居於突出的地位。這不僅僅是創作者們的推動，更主要的也是讀者或觀眾集體意識支配下的消費需求。在史書向戲曲、小說的改編中，王者的個人情感被一廂情願地放大，而當代影視劇改編在此基礎上更是做出了多方麵的嚐試，來滿足觀眾對權力的向往和認知。圍繞著史實材料，編創者必須從滿足當前文化需求的立場上塑造當代的曆史形象。在這樣的動機下，原有的帝王形象被電視劇編創者擴充、調整甚至反轉。
一、形象的擴充：漢武帝形象的塑造漢武帝是中國古代赫赫有名的帝王，但本質上是一個雄主的形象，而並不是一個合格的“仁主”。電視劇《漢武大帝》突出了對他“雄主”一麵的張揚，但也強化了他“仁主”形象的構建。
正如《漢武大帝》一劇所宣揚的：“他（所傳承的）的國號成了一個偉大民族永遠的名字，他建立了一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尊嚴。”漢武帝在中華文明史上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
他一生縱橫跌宕，輝煌壯麗。除抗擊匈奴外，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頒布《推恩令》削藩，打擊豪強，鹽鐵專營，通西域與開辟“絲綢之路”，等等。這些事件本身都足以單獨構成一部情節曲折豐富的電視劇。但是，該劇的創作者隻把重心集中在漢武帝一生中最光輝、最悲壯的大事——抗擊匈奴上麵，全劇緊緊扣住了這個中心主題。筆者認為，如此處理，正是其高明之處。
那麼，作為以漢武帝為主角的電視劇，能單純地反映他的“雄主”形象嗎？不能，因為這不符合今天的觀眾對聖主形象的需求，所以必須加以改造。作為電視劇，一方麵一定要表現漢武帝的豐功偉業，另一方麵也要反映其關懷民瘼的方麵，“雄主”兼“仁主”的形象才是人們願意接受的。然而從“仁主”這個角度來說，曆史上對漢武帝卻是頗有爭議的。
《宋史·蘇轍本傳》記載小蘇的評語曰：“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
司馬光《資治通鑒》論漢武帝謂：“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弊，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宋人所言並非要動搖漢武帝千古一帝的赫赫武功，但也點出了他對百姓民生造成的極大傷害以及由此導致的政權動蕩。
在這一點上，漢武帝晚年討論輪台軍政的一篇詔書中已經包含一些檢討。“（征和四年）三月，上耕於钜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這篇詔書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帝王的第一篇“罪己詔”，這來自於後世儒家對漢武帝形象的早期建構，史官們是希望憑借這種文體的樹立，借漢武帝之餘威為後世帝王起到很好的垂範作用。但其實，這已經是誤讀的開始。有學者指出：
從《輪台詔》的內容看，這是武帝針對西域有關具體問題尤其是輪台屯墾一事做出回答的詔書。在詔書中，武帝沒有表現出對過去窮兵黷武的悔悟，也沒有反思自己一生過失，與罪己詔的差別很大。從《輪台詔》後的政策實踐看，漢朝沒有由此儼武休兵，仍然執行對外積極用兵的政策，隻是規模略小。同時根據形勢需要也重視農業生產。從《輪台詔》變成罪己詔的曆史過程看，由於班固等曆史學家自覺發揮史鑒作用，《輪台詔》被賦予悔過的色彩；由於楊萬裏等文人在詩文中運用典故，《輪台詔》最終變成了罪己詔。
盡管對此桑弘羊等人解釋為一種先安外後撫內的路線設計，但並不可信。其實，正如漢武帝詔書內容所言，漢武帝早期的各種軍政措施，是年輕“狂悖”。漢武帝對徹底征服匈奴的放棄，主要還是現實情況的製約和生命長度的局限。考察漢武帝後期的政策，也並未有多少積極的調整。所以，電視劇為了迎合觀眾，其實是有心塑造了一個幾近完美的“仁主”形象。其實，漢武帝承漢初“文景之治”積累起來的國家財富，在軍事和政治上通過一係列的鬥爭鞏固了皇權，擴大了大漢帝國的威勢，但同時也造成了極大的社會危機，給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帶來了極大的負麵影響。但在這些方麵，電視劇做了有意的回避：
該劇結尾相當豐富的信息量，編導僅僅用兩集的容量表現。在最後一集中，編導設置了劉徹發布“罪己詔”的情節。事實上，“罪己詔”所列舉的劉徹的種種過失，如窮兵黷武，致使民不聊生，數十年間戶口減半等，並未在文本中得到正麵表現。
電視劇所做的這種“仁主”的空頭文章很顯然受到了觀眾的認可，但叫座不叫好。學者的這些批評是有道理的。
當然，我們判斷藝術作品的文本選擇與改造的時候，不僅要考慮到曆史的真相，還要考慮到當時的文化效應。如果是積極的並且受歡迎的，那麼這種“誤讀”就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所謂的“藝術真實”。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這種形象拓展行為是可以被寬容的。電視劇中這種“雄主兼仁主”的王者形象審美取向，體現了曆史劇的非曆史化態度，為我們留下了電視劇藝術進步的印記。
二、形象的調整：曹操形象的塑造
在曆史劇王者形象的塑造上，編導需要對人們心目中慣常的某一人物形象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以達到對觀眾審美趣味的吸引。在小說《三國誌演義》中，實際上存在著理想的仁主形象，那就是仁民愛物的劉備。但是人們對他的形象已經非常了解，並且由於小說的過分誇張而有些厭棄。因此，劉備形象並不是最具有改編潛質的。倒是曹操的形象，經曆了野史、正史、戲曲、小說和當代戲劇的數次波動，存在著豐富的性格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