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墾隊的行為不僅令當地農民叫苦連天，而且蒙旗的王公貴族對屯墾也頗有怨言。德王在百靈廟自治會議上提到：“滿清時代，頗顧念蒙古……自革命後，情形日劣，向來給於吾人之款項，現已停付；同時侵占土地仍舊進行，中國官吏並封鎖吾人領域，將吾蒙土地無代價地劃分與華人。”達拉特旗貝勒康特多爾濟雲：“八渠之外，又永租者，又新公中地一大段。昔年為大地戶首創套渠之王同春所強租，其子王英襲乃父餘威，竟充會匪魁首，禍綏十有餘年，失敗後被公家沒收財產，墾殖隊即機耕其地：本旗受工氏之壓迫至深，何幸得有今日，亟思收回旗有，自行耕種。但屯墾辦事處未聞有退歸之表示……又本旗財政拮據，擬於臨墾內劃留二百頃地以作旗署基金，墾局則謂須回領另倍荒價。山應分臨墾中之押荒而扣除之，與他民之領地者同；試思地原我有，蒙自酌留，有何不可？而必須倍加回領，天下事之奇特，由過於此乎！”“套地是原為蒙旗所有，應該歸蒙旗自行耕種或租墾，但山東移墾失敗所遺的土地及昔年為大地戶首創套渠之王同春所強租新公中地一大段由屯墾辦事處沒收後墾殖隊即機耕未聞有退歸之表示……”
（三）放高利貸
自1932年屯墾開始生產後，截至1937年“七七事變”時，屯墾隊的生產資料逐漸擴大，經濟力量日益發展、膨脹，官兵生活改善提高。每年分紅時，官佐士兵都有盈餘。這些官兵在墾區外圍購置土地轉租給農民，坐享其成地進行剝削；購置牛羊牲畜進行繁殖，貪圖個人發財；還有的將現款或鴉片煙土貸給農民，進行“驢打滾”的高利貸剝削。每年春季青黃不接的時候，佃農們十有八九向墾區官兵借貸。有的佃農還不起債務，就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屯墾官兵。這種情況比比皆是，甚為普遍。墾區官兵在河套娶妻生子，發財致富，多是依靠這種手段。當時河套墾區流行這樣一句爬山調：“三八式呀鐵蓋蓋，跟上哥哥當太太。”就是這種情況的寫照。墾區官兵的生活是大酒大肉，佃農群眾被剝削壓榨得無衣無食、賣兒賣女。墾區官兵以高利貸的枷鎖束縛農民，剝削農民，當時是十分凶惡殘忍的。它在河套各個角落播下了高利貸的種子，長期地吸吮著河套農民的脂膏。
（四）種植鴉片
在播種鴉片的季節裏，屯墾辦事處令各連隊在墾區大量地播種，企圖盈利剝削。閻錫山之所以選擇在綏西墾區種植罌粟，有以下幾方麵原因：其一，綏西偏處一隅，較為隱蔽；其二，由屯墾軍隊從事種植，以發展生產為幌子，易於掩護；其三，綏西地區土地肥沃，適宜罌粟之生長；其四，察、綏邊界地區素有種植罌粟之傳統。這樣，以發展生產，寓兵於農為宗旨的“綏西屯墾”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閻錫山官賣鴉片的重要的原料產地，成了殘害人民之毒品的主要來源之一。據回憶：“王靖國負責屯墾後，即仰承閻的意圖，於1933年至1937年內，利用後套土地肥沃，偏處一隅，大量普種鴉片，屯墾各區都以鴉片為主要產品，另外廉價收購農民生產之鴉片，由屯墾辦事處曬成‘煙板’，連同由綏遠‘土店’收購甘、寧、青運往平津之大量鴉片，轉運太原，經‘山西省禁煙考核處’製成‘官煙藥餅’，暢銷於晉綏兩省”。
墾區的官兵們除了經營種植集體的煙苗外，並與當地的紳商大戶們（地主）通力合作，共同經營。士兵們為了自己發財，也在墾區附近三畝二畝地播種，或者以現款買青苗，還有的用現款直接在煙市季節裏買煙土儲存，到第二年春天高價出售，獲取暴利。因此，每當煙市季節裏，墾區官兵熙熙攘攘，均熱衷於鴉片交易。多數官兵依賴鴉片煙土在農村放高利貸，獲取暴利，許多墾區官兵靠此買房置地娶老婆。
三、自然環境方麵
區域發展會對生態環境施加壓力，從而產生影響區域發展的環境問題。“綏西屯墾”在不斷擴大墾地麵積的同時，造成了當地生態環境的惡化，具體而言就是荒漠化。這是氣候變異等自然因素與人類過度的經濟活動相互作用的產物，其中人為因素占主導地位。雖然，綏西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並不完全是開墾蒙地造成的，但過度開墾蒙地是造成當地生態破壞的主要因素之一。
荒漠化在綏西地區主要表現為耕地退化與草地退化，而“綏西屯墾”對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具體表現為次生鹽漬化與沙漠化。屯墾隊不斷擴大開墾麵積，超出了生態係統本身的調節能力，從而造成綏西地區大麵積的土壤鹽堿化。因其無法耕種或產量過低，農民們往往把此等鹽堿地棄而不耕，“此等土地，每每棄為荒蕪”，結果造成許多不適合農耕的貧瘠土地，於開墾後反因水土破壞而形成沙漠，造成土地利用的浪費。濫墾導致綏西地區農牧業生產嚴重衰退的惡性發展趨勢，給當地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