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從不同的角度考慮，對不同的對象而言都會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結論。“綏西屯墾”對閻錫山等執政者而言，無疑是鞏固、擴大政治實力，開辟財源的舉措；但對當地人民而言，卻在社會、經濟、自然環境等方麵，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和影響。
一、政治方麵
（一）設立鄉公所，幹涉地方行政
屯墾隊進入墾區後，其軍事力量遍布墾區的每一個角落，行政機構在墾區各地紛紛建立。雖然綏遠省的縣、區、鄉政府的建製依然存在，但行政權力無法行使。墾區每營營部所在地都有鄉公所一處，鄉長由營長兼任。墾區附近的民刑案件，往往由墾區鄉公所包辦過問，地方上形成了雙重衙門。當地農民與墾區官兵發生了糾紛交涉，必須到營部鄉公所進行處理，甚至附近農民與農民發生糾紛，也都在那裏評理。當地的縣鄉基層幹部在墾區無所作為，形同虛設。
（二）串通、勾結土豪劣紳
辦事處借軍隊與政權之威，大肆掠奪綏西蒙漢農牧民的財富。屯墾隊的軍官亦上行下效，不事耕種，專門勾結地方劣紳土棍，剝削雇傭勞動，並進行轉手轉賣等投機活動，進行中間剝削。屯墾隊的團、營、連長都與當地的紳商大戶、地主老財們有密切的聯係。紳士土豪們不是將走馬送給墾區官長乘騎，就是過年過節大送酒肉或宴會請客，借以相互拉攏。每年春季開渠，夏季鋤地澆水，秋季收割碾打，冬季運輸等，地主老財們隨時可以向墾區連隊借人借車借工具。如五原大惡霸地主王樂愚、白煥彬、劉文，臨河縣大地主李幹臣、武仲璽、賈八寶，晏江縣大地主周成吉、張威、師六等均係綏西地區著名的劣紳地主。他們和墾區軍官過從甚密，在生產生活上來往密切，相互利用，相互勾結，狼狽為奸。地主老財們給墾區官長捎種上幾十畝好伏水地麥子，墾區官長們撥給幾十名士兵去給地主老財們幫忙開渠，既省糧食，又能喝兵血，雙方都打著如意算盤。而一般群眾則是望塵莫及。有些佃農群眾因為一時不慎，牲畜吃了墾區幾口青苗，常常遭受毒打或捆吊，但是墾區騾馬吃了佃農的青苗，從來不賠償。
屯墾隊的團營長與當地的劣紳地主勾結，利用他們熟悉當地情況，加緊搜刮，致使許多以牧畜為業的蒙民背井離鄉，另找牧場。漢族農民則變為屯墾軍官或屯墾隊的佃農，由於租稅繁重，所餘無幾，他們也都幾近破產。同時，有些屯墾軍官逐步轉化為當地的大中小地主或資本家。如陝壩巨商胡耀臣原係屯墾隊的一個連長，在綏西陝壩開設糧店貨棧，專搞投機倒把生意，沒幾年便發財巨萬；大地主白貴元原係屯墾隊的一個營長，沒幾年也搖身一變為臨河縣的大地主，擁有土地數百頃，牛羊數百頭。其他屯墾隊的軍官也大多在五原、臨河等縣占有大量土地和牧畜，從而成為當地新興的一批地主。
二、經濟方麵
（一）支付券的貶值
自1935年五原屯墾合作總社發行支付券以來，綏西各縣城市鄉村經濟繁榮、貿易暢通，在當時呈現出一派活躍的景象。合作總社依靠發行紙幣的便利條件，擴大經營範圍，大量套購當地農民的糧油牲畜等物資，壯大了墾區的經濟力量，給墾區人員和其上層統治者開辟了發財致富的道路。但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並沒有什麼好處。相反，他們的勞動果實受到剝削，其後更受到支付券貶值的禍害。
“七七事變”以後，綏遠省的形勢空前緊張。在這個時候，綏遠省的平市官錢局發行的紙票價值不斷下降，最後一元抵五角使用。五原屯墾合作總社的支付券更是大大地貶值。商號小販一律拒絕使用，街頭巷尾無人交易。即便有人收用，也隻是以一元流通券抵五分錢使用，隻能買上一碗羊雜碎，所以群眾稱合作社票子是“喝雜碎”票子。支付券的貶值和停止兌換，不但使當地的鄉村農民叫苦連天，就是城市的商賈小販也被拖垮了很多，傾家蕩產，無法生活。
（二）霸地霸水、與民爭利
屯墾隊的川惠渠、華惠渠開挖時，占用了五原縣南牛犋、錦繡堂一帶原有佃農的很多土地。墾區既不撥地賠償，又不給予任何代價，致使許多佃農流亡遷徙，怨聲載道。五原新公中一帶的佃農原係耕種土匪王英的土地。這些土地被沒收後交給墾區經營，原有佃農多數失去生產資料，無法維持生活。隻有紳商大戶們（地主）能和墾區官長接近聯係，拉攏人情，還保留了一部分土地的耕種權利。五原新皂火渠中遊（新公中分水閘），每年春季灌溉青苗時，因為409團一營墾地都在新公中周圍，所以渠水來到後，新公中一營近水樓台，即將分水閘提起任意灌溉。青苗澆過二水後，才放閘輪澆下遊，致使新皂火渠下遊農民憤憤不平，敢怒而不敢言。新皂火渠下遊的王禪珠圪旦和什巴圪兔村一帶的農民群眾，生產生活逐年受到影響。甚至屯墾連隊澆完青苗，又將生地泡了伏水（生地泡伏水給來年生產打基礎），才讓一般農民群眾澆青。國民黨政府和水利社的灌溉章程，在墾區範圍內根本不能執行。這種依仗武裝力量與農民爭利的情形，五、臨兩縣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