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采用曆史與邏輯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統計與比較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從社會學、曆史學、經濟學等多角度對閻錫山“綏西屯墾”這一曆史事件進行了全過程考察，並對其所引發的影響和作用進行了探討。通過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本書對“綏西屯墾”得出了一些基本結論。
（1）“綏西屯墾”是當時社會的產物，它的產生離不開一定的曆史條件。其一，綏西地區豐厚的自然條件與悠久的開發曆史為“綏西屯墾”創造了條件；綏西地區與山西在政治、經濟上的不可分離之關係為閻錫山在綏西組織屯墾提供了便利因素。其二，放墾蒙地是國民黨政府貫徹始終的對蒙政策，鼓勵放墾蒙旗土地的政策與輿論為“綏西屯墾”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其三，閻錫山“造產救國”的主張促成了“綏西屯墾”的產生。其四，“綏西屯墾”是積極響應國民黨編遣軍隊政策的需要。其五，“綏西屯墾”是順應抗日需求、充實西北邊防的舉措。由此可以看出，閻錫山“綏西屯墾”的產生有著極其複雜的曆史背景，它是在一係列複雜的自然、政治、經濟背景下產生的。
（2）閻錫山進行“綏西屯墾”是有其政治目的的。閻錫山實行屯墾之初，是以為編餘官兵尋找出路，以“發展生產”相號召的。然而，事實上到了大規模屯墾時期，情況已發生了變化，這就是其屯墾部隊並非真由裁軍過後之編餘人員編成，而是成建製之部隊集體改編。其一，以屯墾為掩護，佯稱裁軍，虛晃一槍，實則隻是名稱的改變。既可向上應付，進一步作出不擴充武力，專心於經濟建設，取得政治上的主動權；又可不削弱已有之軍事力量，保有軍事上之優勢。其二，偷梁換柱，以建製部隊屯墾戍邊，使軍事與生產相結合，一方麵使純消費之部隊，變為生產之部隊，在軍事之餘發展生產，減少軍費支出；另一方麵，則借屯墾之名，以重兵進駐綏省邊界地區，以便在必要的時候進一步向東西擴展，進而取得寧夏、察哈爾。其三，閻錫山這樣做還有一個秘不可宣的意圖。如果稍一留意，就會發現，屯墾部隊的編成是以王靖國之70師為主體的，這是閻錫山在綏遠用來與傅作義相抗衡的一步棋。原來，由於商震的離晉，閻錫山對晉南派之傅作義的戒心也越來越嚴重。傅作義雖說是晉派軍閥，但被蔣介石所拉攏器重。傅作義接任綏遠省主席後，閻錫山心存猜忌。在“綏西屯墾”過程中，始終貫穿著閻錫山與傅作義之間的權力之爭，傅作義在綏遠地區基層建立的鄉政權被屯墾隊奪了權，不能發揮作用。為了掣肘傅作義（當然大敵當前之時，也不排除其國防上的意義），鉗製其在綏遠地區的活動，鞏固和擴大他在綏遠的統治範圍，閻錫山在以趙承綬之騎兵駐於綏東的同時，又以屯墾的名義，讓王靖國代理督辦職務，將其親信部隊王靖國之70師調至綏西，名正言順地常駐綏遠。這樣，傅作義即使有異，也絕難實現。直到1942年傅作義整編屯墾軍隊後，閻錫山的勢力才被擠出綏遠地區。
（3）“綏西屯墾”給綏西地區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及負麵影響。政治層麵：設立鄉公所，幹涉地方行政；與當地土豪劣紳相互勾結，欺壓百姓。經濟方麵：掠奪當地資源，並為閻錫山建立起雄厚的經濟基礎。屯墾官兵借助軍隊與政權的威力，不僅強占蒙旗土地進行轉租奪利；而且在綏西普遍種植鴉片，牟取暴利。此外，屯墾消費合作社發行的支付券與閻錫山開設的銀號也撈到了高額利潤。閻錫山的屯墾政策不僅為他自己積累了大量資本，而且給屯墾官兵開辟了發財致富的途徑。
（4）但是，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問題。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麵的，“綏西屯墾”也不例外。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自然環境方麵，還是對社會、屯墾部隊、墾區人民，“綏西屯墾”都影響巨大。對閻錫山政權的穩定所起的作用：穩定糧食基地、優撫老、弱兵等；對民族融合的作用；對西北開發、後套地區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引進並推廣農作物優良品種、提倡新式農具、推廣先進農業科學技術、興修水利、修公路、設學校、辦醫院、建新村，組織物資供應等；加強了民族的交流與融合。對社會而言，“綏西屯墾”安定、繁榮邊陲，鞏固國防，增加生產，解決民生問題，誘起內地人民移植興趣，調劑內地人口過剩，消弭社會隱憂於未然，增進財源，充裕國庫；對屯墾部隊而言，“綏西屯墾”化兵為農，節省軍費，免除軍人的失業恐慌；對墾區人民而言，“綏西屯墾”做到剿匪清鄉的徹底成功，為地方建設作保障。從這些方麵看，“綏西屯墾”無疑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總之，“綏西屯墾”事業本身，一方麵給當地人民帶來一定的利益，有利於加強邊陲建設；另一方麵也給官僚資本集聚財源開拓了道路。“綏西屯墾”給綏西地區及其人民帶來嚴重後果和影響的同時，也加速了該地區的發展進程，加強了民族的交流與融合，對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