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西屯墾”是由閻錫山出麵倡導並且直接領導，根據其宣稱的“裁減軍隊，從事生產”的精神，在綏遠省政府、晉綏軍隊、綏遠墾務局的參與協作下，於1932年至1937年在綏遠西部地區進行的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屯墾。這一曆史事件的發生有著極其複雜的曆史背景，既與綏西優越的自然條件有關，又同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環境分不開。
一、“綏西屯墾”的自然基礎
閻錫山之所以選擇在綏西進行屯墾，與當地優越的自然條件密不可分。綏西後套是全國著名的“塞上穀倉”，地處綏遠邊陲，北靠狼山，南臨黃河，西至阿拉善蒙古東境，東起烏拉山，地勢平坦，為廣大衝積層所成，土地肥沃，渠道縱橫，俗有“黃河百害，獨富一套”之稱。
由於綏西地區有著如此豐厚的自然條件，因此該地區成為曆代屯墾的理想區域，開發曆史悠久。綏西的開發最早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秦漢兩代對綏遠軍事、農墾並重，自關內移民墾殖，借以實邊，其範圍東自雁門，代郡起，西至朔方郡止，其中就包括五臨河套一帶，東漢末葉，綏西地區墾殖逐漸廢弛。經三國兩晉的荒廢，北魏又重新開墾，建都和林、盛樂、代都各郡，當時綏遠成為畿內之地，設州置鎮，又從事墾殖。後魏拔陵倡亂，墾務又廢。迨至唐代，綏遠設振武軍，複置州郡，於是辟農田，興水利，實行大規模屯墾。唐末五代，墾殖又弛。宋代綏遠，版圖已非。遼、金、元三朝，因亂未暇開發。明代300餘年，雖有駐兵屯墾計劃，但邊疆多事，開發不久，又弛。清康熙年間，清廷為征討準噶爾部開始在綏遠著手屯墾，自此至宣統三年（1911）200多年的時間內，清代對綏遠屯墾的開發時興時廢。
二、“綏西屯墾”的政治背景
屯墾一般都是出於一時的需要而開辦的，一旦條件發生變化，屯墾也就往往隨之衰落或撤銷。縱觀曆朝曆代的屯墾，可以看出屯墾的盛衰與政治和軍事的盛衰變化有直接關係。
（一）蔣介石的削藩裁軍政策
1928年6月12日，國民政府發出對內施政方針通電，聲稱北伐完成後，將立即施行厲行法製、澄清吏治、肅清匪盜、減免苛稅、裁減兵額的“五要政”。7月2日，何應欽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總理紀念周報告稱：國民革命軍現有84個軍272個師，220萬人以上，全年需軍費80000萬元，而財政歲入僅45000萬元，相差甚巨。軍委會希望將軍隊縮編為80個師120萬人，軍費減至財政收入的60%。7月5日，蔣介石致電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稱：“今日非裁兵無以救國，非厲行軍政財政之統一無以裁兵。”
北伐成功後，各集團軍總司令擁兵自重，各據地盤。蔣介石為擴充勢力，削弱各個地方軍閥兵權，策劃了這次會議，1929年1月1日召開了國民革命軍編遣會議，會議通過《國民黨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1929年8月1日召開了第二次編遣會議。蔣介石在開幕詞中稱裁兵是“今日各將領唯一必要的出路”，是“保持革命曆史與功績的最大光榮”，“裁兵為今日唯一首要之任務”。該會通過了《國軍編遣各部隊裁留標準》、《國軍編遣委員會點驗實施規章》、《陸軍編製原則》、《點驗組織條例》等。編遣會議名為裁兵，實質上卻刀拔弩張，在生死利害的衝突麵前，國民黨各軍事集團間分化組合，形成了錯綜複雜的相互關係。
蔣介石的編遣會議並未達到實質性的進展，因此采取了所謂的“削藩”之策。但是如何妥善地解決被裁軍隊的衣食住行問題就成為當時國民黨各派關注的焦點，各派的觀點都認為解決之道是屯墾。《綏遠墾務計劃》認為國民黨軍隊屢經編遣，對於國家而言，沒有辦法安插這些裁兵；對裁兵而言，沒有產業或技能以維生。綏遠荒地很多，若在綏遠進行兵墾，既可以減少人民負擔，又可以增加國家收入；既可以寓兵於農，捍衛邊防，又可以減少各處盜匪的發生。針對當時國民黨軍隊應裁人數達百萬之眾的情況，《蒙藏新誌》提出最好的解決裁軍問題的辦法是“殖民政策”。《開發西北實業計劃》指出應將所裁撤的士兵“開往西北，從事開辟荒原”，這樣既可以保護地方，又兼收開發之實效。《兵屯熱察綏》認為，寓兵於農，實施屯墾不僅可以開辟耕地，充裕國庫，而且可以節省國家財政，鞏固邊防。《綏遠省地方自治講義》不僅談到了國民政府實施編遣的原因，而且還提出了如果把遣散的兵士移至綏遠，從事墾荒，那麼既可使綏遠的荒地得以開墾，又可以解決被遣散軍隊的衣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