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年印記
文化
作者：劉廷鑾
過去那令人酸楚的忙年一去不複返了。人們喜歡懷舊，常念叨那時的年味，但誰也不會再留戀那太苦的歲月。不過，過年就是過年，這年味是不能少的，還是要用心去繼承和追求的。
在老家沂蒙山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忙年，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
在農村，將過春節稱之為過年的莊戶人，是把過年作為一年到頭最隆重的傳統節日極力歡度的。
進入臘月，忙年就進入了倒計時，人們過年的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一天緊似一天地籌備著。在我看來，這忙年就是把過年的時間拉長了，成為過年的重要環節和組成部分。年味，就在緊鑼密鼓地忙年裏。
農村忙年，除了傳統上的意義，最主要的就是置辦吃的、用的、穿的年貨，把辛苦了一年的自己補償一下，過年時能更體麵和更滋潤一些。人的生活不能老是平鋪直敘，應該有起伏高潮，這逢年過節不就是人們給自己所設計的大調整的機會嗎？
雖說忙年是一家一戶的事情，但別忘了那是在生產隊的歲月，忙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集體的。過年的“福利”是按各家人口發放的。除了要給社員分肉、分酒之外，還要分些花生、豆子、粉皮、粉條之類的。
過年前，生產隊最要緊的就是殺豬分肉。要知道，農村的大多數人是一年到頭吃不上一次肉的，除非有紅白之事，以及雞鴨病死之時。這過年備殺的豬，是從年初就謀劃確定好了的，生產隊飼養員上心喂養，多是又大又肥的幾頭。這年豬，關係到過年每家分肉多少，社員們平日裏都很牽掛，常去觀看品評。到了年豬被宰之時，全村七八個生產隊大都相約而行，豬的尖叫聲響徹全村，社員們，尤其是孩子們，當作一大景觀，圍觀者裏三層外三層的。那時，領肉這活家裏常派我去。分肉要抓鬮論號，以免所分部位不同而發生糾紛。這肉領回來，就高高地掛在屋裏的牆壁上，不會立即去吃的。如果來了親戚，就先割下一點招待。臨近年關，家家煮肉，如果你在村裏的大街小巷轉悠，到處都能聞到肉味的飄香。但是肉煮熟了，即使你是備受疼愛的孩子，大人也很少舍得切下一塊給你吃的，最多能讓你用肉湯泡煎餅吃，喝上一碗漂浮著銅錢大小的油花的肉湯，就被膩得不想吃肉了。
忙年少不了備下白酒。那時候，我們縣有個國營南古酒廠，隻釀造地瓜幹酒，也不瓶裝，隻是散賣，供貨渠道是公社駐地的供銷社以及延伸至村裏的小賣部，大都是用黑色瓷壇封裝，平日放在櫃台上，使用鐵製的提酒器散售。臨近年關，生產隊裏要派專人，用兩輪平車或獨輪推車，裝上幾大麻袋地瓜幹，到南古酒廠換回幾大塑料桶白酒分給社員。記得一年臘月二十八，生產隊長叫社員吃完晚飯後到隊裏會計室分酒，可社員們都去了，換酒的人卻沒見回來。生產隊長著急了，以為換酒人在路上出了不測，就趕緊派幾個小夥子前去迎接，在離村子大約一裏多的地方發現了他們，裝酒的車子歪倒在幹涸的路溝裏，兩個換酒人正躺在車旁呼呼大睡。原來，他們二位饞酒，走一會兒，就停下來偷喝一次酒，以致醉酒而栽倒了。雖然大家半夜才分到酒，但並沒有怪罪他們，隻是成了一個講了多少年的笑話。
忙年自己購置年貨，那要取決於生產隊年終決算分配多少錢。平時社員家裏的收入，就是靠養頭豬，或者賣自留地的蔬菜，以及養雞不舍得吃的蛋。那時糧食是禁止集市交易的。有的人在集市上偷賣煎餅，也會被當資本主義尾巴痛割的。生產隊經營情況不一，好的也就是一個壯勞力出一天工掙毛把錢，差的也就是五六分錢。我們家有五個壯勞力，算是能分錢的大戶。那時我上小學，下午放了學也要下坡割青草交到隊裏掙工分，星期天或者放了假，也要當半勞力參加生產隊勞動。記的一年，我們家分了一百八十塊錢，把父母激動得一夜沒有睡覺，坐著拉了一夜呱，盤算著如何置辦年貨，過個肥年。你可別輕看這一百八十塊錢，那時物價低，豆腐才五分錢一斤，這是能買到很多東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