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他是大家庭出身，有一個哥哥，還有兩個同母弟弟，三個異母弟弟，他回國當教授、當總經理，收入雖多，但負擔大家庭及出國留學弟弟的費用十分龐大。他弟弟在英國留學，留學生監督秘書說：你可以報請官費，江蘇省官費還有空額，令兄不是有錢人，和教育部次長、司長都是老朋友，一說就準。他弟弟將此意告訴他，他回信給弟弟，大意說：你當然有資格申請，但你應知道，比你更聰明、用功、貧寒的子弟不少，他們沒有像你這樣的哥哥幫助學費，多留一個官費空額給他們……你細想想，是不是還想用人事關係占個官費空額？這都是他弟弟丁文淵文章中回憶的。此可見他的為人態度。
三是他的科學的人生觀的提出，與張君勱展開了“玄學”與“科學”的大論戰。張君勱是丁文江好朋友。一次大戰後，丁和張及蔣百裏等位隨梁啟超到歐洲考察戰後情況和巴黎和會情況。回來後即五四運動之後，提倡科學、民主，所謂“賽先生”和“德先生”。張君勱在《清華周刊》發表文章論“人生觀”，說是：“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意即“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結果為精神文明，孔孟以及宋元明之理學”。丁便認為這是玄學與科學為敵，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洋洋灑灑的長文《玄學與科學》，展開了大論戰。丁氏認為真正科學的精神，是最好的處世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觀。雖然論戰結果，誰也說服不了誰，但時至今日，總感到科學是不斷神速發展，難知的生物學、生理學、心理學，將來也可能有規律、軌跡可求，而立身處世間，實事求是的科學教育，會使人養成獨立的科學處世觀，起碼可以不迷信。近見有人寫《張君勱傳》，不知如何評論。
四是老輩學人，熟讀“四書”、“五經”、詩詞歌賦出身，在動物學、地質學等現代科學上他是專家，七年英國留學，由鄉間中學到大學，英國語文及學術上的拉丁文自然都有高深的學養。而舊學功力紮實，寫文章的本領和吟詩的才華，也仍是文采斐然，如他的時事政論文章、與玄學論爭的科學長文。當時對方除張君勱之外，還有學佛學的林宰平、張東蓀二位，都是學術權威、文壇健將，大有虎牢關三雄戰呂布之勢，可見當年丁氏的這枝健筆。現在科學家，在這方麵，恐怕是難以想象的。舊文人是出口成章、到處留題的，老輩科學家也還是繼承這一傳統。現引兩首他去世前在湖南地質調查、遊南嶽時的兩首小詩，以見其才情吧：
延壽亭前霧裏日，香爐峰下月中鬆。
長沙學使煩相問，好景如斯能幾同。
——《宿半山亭》
紅黃樹草留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
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麻姑橋晚眺》
梁啟超氏是一代文壇領袖人物，晚年領導清華國學研究院，為本世紀培養了許多國學人才，迄今仍有壽近期頤而碩果僅存者，但梁氏學識雖係維新主將，能緊跟時代，領導學術潮流，但畢竟是以中國舊學為主的學人；而留英七年、學習現代科學的地質學家丁文江氏，卻十分服膺任公。任公住協和醫院，病重之際，他給予特別調護。任公去世，在廣慧寺大殮，他是送入殮者之一。追悼會上，他送的挽聯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在地為河嶽，在天為日星。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出版的《梁啟超年譜長編》，也是丁文江氏領銜主編的。以上就是現代地質學家丁氏的生平大略。
我為什麼較全麵地介紹任氏、丁氏這二位本世紀初熟讀“四書”、“五經”，又留學美、英二國的科學家呢？因為我最近讀了另一本書，就是任之恭教授的《一位華裔物理學家的回憶錄》。他是後於任、丁二位二十年的中國留美學人，出生在北方山西沁源縣山村，幼時也讀私塾出身，後上小學、中學，考入清華，畢業後去美國麻省理工、費城賓夕法尼亞、哈佛，學電機工程、物理學，最終取得了博士學位。任氏這本書原是用英文寫的，後被譯為中文，盡管作者在書中寫道試圖理解中國和西方兩種文化的優點和缺點，甚至說：直到我二十歲去美國，完全處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可以說我在許多方麵是儒家教育的產物……但整體來看，任氏似乎已是一位完全的西方學者式的物理學家了。再沒有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留學歐美歸來的科學家，如任叔永、丁在君等位的那種中國傳統文人的感情與習慣，自然也沒有那種傳統的國學修養與文采了。任之恭教授也是快九十歲的老壽星了。比任翁再晚一輩的留美科學家，中國文人的傳統習慣修養自然就更遜一籌了。我曾見一位得過諾貝爾獎金的著名學者的中文題辭，雖然他盡量想表現中國舊學傳統的風格，但畢竟力有未逮，在辭句意義上、字跡上，不但無法與前輩科學學人相比，且差距甚遠了。努力和願望是非常好的，但基礎差距無法一下子縮短，原因自然不是個人的，而是似乎說明新式教育確實無法承繼五千年的傳統文化了。
一百年前以及本世紀的開頭，那拉氏西太後被康梁、洋鬼子、革命黨嚇昏了頭，被迫推行新政，廢科舉、興學堂，接著是辛亥、民國成立、“五四”白話文……“人之初，性本善”、“學而時習之”先換成“人、手、足、刀、尺”，又換成“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來”，又換成……時至今日，快一百年過去了，新式學校教育似乎最成問題的是中國文史教育了。世紀末與世紀初相比，相差真是如上海話所說：勿是一眼眼！偶閱徐誌摩在杭州府中學初一時日記手稿複印件，感到現在真是無法想象了。要想二十一世紀中湧現學貫中西、領導中華文化發展的學術大師，要“西”還比較容易，要“中”恐怕就很渺茫了。有無希望，如何解決，這都是很複雜的大問題，在此就不多說了，因為是說不說一個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