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八月廿九日鄧雲鄉序於上海浦西延吉水流雲在新屋南窗下
二、前三輯瑣談及徐氏筆記
讀了二月份《博覽群書》中《好書還得好點校》一文的標題，我就深有同感。對現在的無錯不成書，隻有感慨係之了，何況“好點校”呢？真是希望是希望，事實是事實，甚至有時真是“非不為也”，“真不能也”。近幾十年來的文史教育，小學、中學，乃至於大學，年輕朋友們從來沒有受過一些嚴格的讀書、背書、寫字、作文的鍛煉教育，中學六年讀的文言課文本來就少的可憐，畢業之後，不要說文章，就連題目能記住幾個呢？……這點點基礎基本功，再在大學裏聽了許多雲山霧罩的高論，論文能寫幾萬字，注解能加幾百條……而一遇到實際的字呀、文呀、標點呀、史料呀……閱讀文言書籍就錯誤難免了。八十年代初，我的《紅樓識小錄》出版了，一翻錯字真不少，送譚其驤先生一本，附帶寫了一封信說明錯字過多，實在不好意思。譚公回我電話說：“沒有關係。看的明白你書的人，有錯字一定會看出來。如果看不出錯字來，那也就看不明白你的書了，那就錯到底吧。時間長了，看的多了，也許會明白？”譚公說話特別風趣，他的高論我固然未敢苟同，仍覺自己書中的錯字多，總是不好意思，總是應該校閱訂正的錯誤越少越好。可是青年朋友們限於基礎和水平——受的就是這種教育嗎？有什麼法子呢？隻好原諒他們了。最近又出了兩本書，也還是不少錯字，如“京兆布衣”，印作“京北布衣”，一位老學長打電話來問，說是“知堂老人住的八道灣，明明在西直門裏，怎麼會跑到‘京北’去了呢……”我聽了也不禁啞然失笑，可能是電腦跳錯，“兆”字很像“北”字，“京兆”誤為“京北”，編者不知這一特定別號，便隨它去了。再有我近年寫字也常常出錯，前些日子，有人找我寫對聯，要把“龍緣”二字嵌在聯語中，上款是“龍緣閣”，而我對聯編的嵌字自覺還滿意，題款時卻題成“墨緣閣”。寫好放起，人家來取了，一看別的都好，隻是上款錯了，隻好重寫。上次寫一首詞給友人老太太，她還好心裱了，掛起來看，第一句就有兩字不認識，那天我去看望她，她生病剛出院，養的倒不錯，指給我看我寫的字，一看：“微雨輕寒煙今起早”，《蝶戀花》第一句七個字，變成八個字，多寫了一個“煙”字，自己也不知道，一看才感到可笑慚愧。這自然是因年紀關係，筆頭的錯誤就增加了……想想自己的錯誤，也就更同情編輯、校對等各位年輕朋友的錯處——自然，不錯最好，點校正確最好。可是限於種種條件，這些錯誤細想有時真是難免的。但更重要的是，即這套民國筆記的確編的不錯。說不錯，自然要說出點具體理由，並不是因為我為這套叢書寫過一篇序，就一味地捧場，誇好。那麼說它具體好在哪裏呢？下麵不妨進一步說明：
即是它選材十分努力，出了一些有曆史價值、比較踏實的書。三年前編者張繼紅先生同另一位先生（好像是原晉先生）到上海我家來找我時，說是要編輯出版《民國筆記小說大觀》，讓我寫篇序，我便答應了，後來就寫了序，並在《博覽群書》上發表了。約我寫序時還征詢我應該選些什麼書，我們在閑談時，我隨便舉了一些，都是幾十年我隨便翻閱看過的。但限於客觀條件，幾十年中這些書不為新文化人所重視，甚或視為反動書籍，出版流傳極少，除民國初年上海出版者外，其他不是家刻本，就是散見各報章雜誌連載，即使偶有鉛印本，也極為稀少。由四十年代末、解放後，到八十年代前期，這四十多年前，這種書除舊書店偶有所見外，出版社再未出版過，各大圖書館也多列為禁書不外借。到“十年動亂”之後，就更難見到了，都是“反動透頂”的書，誰還敢看呢？而且一般青年人看翻譯小說，看新作家小說、散文等等，誰會看這些書呢？而且看也看不懂呀！所以這些書，即在各個著名大學文史專業中，也多不知道，有的不要說看，連書名作者也不知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化出版界迎來了較為寬鬆的年代，世紀前期一些文化人長壽者還健在，京滬出版界或影印或排印，零星出了一些舊時較為出名而又十分難見的民國筆記，如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作品原是刊載於雜誌的連載。抗戰軍興，黃氏以漢奸罪被處決。雜誌刊載剪報被瞿兌之氏收集收藏，於一九四三年印行，隻印了五百本，流傳甚少。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書店重印，印了八千本，賣四元四一本，賣的也不快，賣了好多年才賣完。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前期，讀史風氣忽興，此書便買不到了，好多外地朋友寫信托我買，說明這些書在讀者中已引起一定的注意了。再如馬敘倫的《石屋餘瀋》、《石屋續瀋》等書，八十年代後期，上海也均影印過。劉成禺的《世載堂雜憶》，舊時也曾出版過，但早已絕版，很難見到。而這些書中，有民國初年出版的，也有四十年代中淪陷區出版的，抗戰勝利後出版的。所收書在出版時間上跨度很大，在內容上也不盡一致，分量上也或多或少，打個比喻，每一輯好比一個大拚盤，有葷有素，有多有少，但有一共同點，即都是冷菜。這套筆記，也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文言所寫的隨筆，所記有長有短，大都是清末民初政壇舊聞、文壇軼事、地方風俗習慣，翻閱便利，翻到哪裏看到哪裏，十分自由，不愛看可跳過去看另一篇……習慣看古今長篇小說、散文隨筆，及“五四”以來新文藝作家作品的人，有點曆史癖，想換換口味，隨便換一種讀讀，開始也許感到不習慣，但隻要看進去，看個一兩種，就會引起興趣，越看越想看，也是一條閑置了多年的閱讀途徑。我常感到，中國傳統文化，文史不分家，是一種綜合的積累和領會，閱讀筆記和詩話這一類的書，對提高這一綜合水平，是很有效的。而在時代上又銜接著我們這個時代，對於領會本世紀新、舊文化的脈絡，是十分重要的，而這又是正規學校，包括舊時的、現代的，在課堂上所不講的，因而就更為有趣。
本書已出版三輯，四輯已見目錄，尚未出書。各輯中的書第一輯以辜鴻銘《張文襄幕府紀聞》、劉成禺《世載堂雜憶》、瞿兌之《杶廬所聞錄》、《故都聞見錄》等書最為重要，最有看頭。第二輯中所收徐一士《一士類稿》、《一士談薈》是名作，但是在八十年代已出版過。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劉體仁《異辭錄》也都出版過，比較容易找。而徐一士《近代筆記過眼錄》，雖然都是擇錄別人的著述，卻比較少見，印出來較為可珍。因其中所錄毓朗弟弟毓盈《述德筆記》、陳慶溎《諫書稀庵筆記》、陳維彥《宦遊偶記》等書所記宣統年間北京警察之興起、山東濰縣一帶鄉土風俗、清末官場厘金等資料均十分可珍，而平時又很難找到這些書。無錫楊壽柟所輯《雲在山房叢書》三種，也很有意思，清末、民初前度支部，後財政部不少情況從中可見，平時亦不易看到。還有一本華僑陳嘉庚的《陳嘉庚回憶錄》，亦十分可讀。可以較詳細地了解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南洋華僑的許多情況，亦甚可珍。第四輯已見目錄，其中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正、續集都出，分量也很大，是六七十年代香港出版的，內地翻印過，現也不易買到，這是整個這套叢書四輯當中出版最晚的書，有一部分大陸大部解放，作者在台灣所記國民黨垮台後倉皇逃竄的事，當時是反動消息，現在已是曆史舊聞了。不少親身經曆者，或未經曆者當作舊聞看，亦十分有趣。前說黃濬的書也編入此輯，字數也很多，分量也很大，內容十分豐富，文筆亦極流暢。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到蓑衣胡同去看黃君坦先生，對其知之甚詳，是清末民初直到三十年代前期詩名出眾、才學均佳，但又利欲熏心，而政壇十分活躍的人物。其遭遇自是自食其果，而其才則殊感可惜。四輯中有袁寒雲的《寒雲日記·辛丙秘苑》，亦係多年少見的書，不過分量不多，二書合印隻一冊，這也是世紀名人，上有其父袁世凱大總統，下有其哲嗣現在美國的高齡物理學家袁家騮博士。本人又是當年自比曹子建的才子，留下一點著作給後人看看，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四輯中還有柴小梵的《梵天廬叢錄》，也是一部分量很重的書，據說全部近五十萬字。作者是四川人。隻是我隻知此書之名，從未見過。江庸先生是法學界老前輩，他的《趨庭筆記》十分出名，隻是數量太少，我舊藏有一本，應繼紅編輯要求，也提供給他，編印在第四輯中。說完第四輯，再回過頭來說第三輯。第三輯中徐珂《康居筆記彙函》、瞿兌之《人物風俗製度叢談》、何剛德《春明夢錄》等書，都是值得一讀的書。而最重要的則是徐淩霄、徐一士的《淩霄一士隨筆》，這說是一種書，而卻是足足五厚冊、一百二十多萬字的巨著。不是長篇小說，而是一段段的筆記，當時在《國聞周報》上連載的筆記，真可以說是洋洋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