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五十年，當時三十歲的人，現已八十高齡，因而此書編者，差不多均已登“錄鬼簿”矣。但也有碩果僅存，珊珊玉骨，遊戲人間者。近年在香港《大公報》《藝林》專刊上，連續發表《兼於閣詩話》的陳聲聰老先生，不就是當年編者之一嗎？陳老是福州人，字兼與，或作兼於。我少年青年時代在京華，作為清末郵傳部尚書陳玉老後人的房客，達十三四之久，與福建人有特殊緣分。近年在滬，有緣又認識了兼於丈，荷蒙不棄，以後輩相許，時賜教益。老人九十高齡，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均在北京工作，聽談京華掌故，渾如聽天寶舊事，相與歎喟，不勝時光流逝之感。編《舊都景物略》時，兼於丈任市長機要秘書，可翰墨之職。我買到這本書後，沒有回家，立即拿了到茂名南路給老先生看，請他題字。老人看了，十分驚喜！真有如遊故地，如對故人之感。書留在兼於丈處有一周之久，便題好了。是兩首絕句和一段跋，詩雲：
平上通渠築路長，一番金碧亦周章。
堂堂此意何人會，禦敵無兵策救亡。
當時腥秘滿城，屬筆倉皇傍戰塵。
如過黃壚增腹痛，孤存猶滯北歸身。
跋雲：雲鄉先生頃自冷攤購得此冊，以予附編者之末，攜來相視。距今五十年，同寅諸公，無一存者，塘沽協定之後，平津阽危。袁公文欽時綰市政，以北平為五朝國都所在，文物繁富，欲使成為遊覽區，一新世界耳目，以壓日人野心，頗事整修，並有斯著，事雖不濟，誌猶可取，今已無人知者，屬為題墨，因並及之。癸亥清和，兼於陳聲聰，時年八十有七。五十年舊籍，又得原編者題跋，這是多麼值得珍貴的文字因緣呢？而且詩和跋都那樣典則，真有爐火純青之感。隻“冷攤”二字，便回味無窮，充滿了京華的思舊之感。讀《魯迅日記》，常常記載逛小市的事。沒有逛小市、逛廠甸的經曆，誰又知道“冷攤”的味道呢？自三百年前王漁洋逛慈仁寺，到魯迅先生逛小市，這期間，“冷攤”二字，就包孕著京華幾百年滄桑，連係著數不清的典籍文物，飄蕩一種特有的文化氣氛！
兼於丈因談《舊都文物略》，說到袁良氏，此人也是當年風雲一時的奇人，頗有可記述者。
一九二八年北伐後，北京曾改變建製，稱“北平特別市”，直到三七年“七七事變”，前後擔任市長者，有何其鞏、黃郛、袁良、秦德純等數人，現在回過頭來看，時隔五十餘年，可稍作客觀評價，似乎還數袁良多少做了一些事。拆除皇城城牆、清除各處垃圾髒土、修北京最早的柏油馬路，除城裏的而外，還修了西直門直通頤和園的路，路麵盡管很窄，但也不錯了。當時汽車不多，清華、燕京兩校老式大型客車，日日奔馳於這條路上，也很給師生帶來了方便。凡此種種，都是在一九三三到三五這兩三年中完工的。
袁良，字文欽，杭州城裏人。年幼時家裏十分貧寒，讀了幾年書，便到一個店鋪裏學生意。袁為人聰明、勤快。清末杭州拱辰橋一帶有一小片日租界，有不少日本商人，他被一個日本商人看中，就雇用他在日人商店傭工，不久便帶他到日本東京、神戶一帶經商，他同日本一樣，成為日人商店中一員。日俄戰爭發生時，袁良正是青年，也被征入伍，成為一個日本兵，隨部隊到中國東北與俄軍打仗。日俄戰爭結束，日本戰勝，妄圖全部攫取帝俄在東北之利益，貪心甚熾，清政府與之交涉。當時清朝在東北的高級官吏為趙爾巽、徐世昌等人。袁良此時，離開日本軍隊，經人介紹，認識徐世昌。徐世昌大為賞識，便派其擔任與日人交涉之職。袁因在日多年，對日風俗朝政十分熟悉，又語言通暢，形同日人。且在日本軍隊當兵，隨軍打仗，一切皆知，因而據理力爭，交涉十分得力，事情結束，袁即被徐任為高級幕僚，被保舉為候補道。
辛亥之後，徐世昌任大總統時，總統府有八名參議，每人每月八百元現大洋薪水，但是一點事兒也沒有，人稱“八洞神仙”，袁良是其中之一。
一九二八年政治中心移到南京後，袁良與黃郛過從極密。“何梅協定”之後，黃任北平市長，後因日人製造華北特殊化，排擠南京嫡係勢力，黃去職而袁繼任。
袁任北平特別市市長時，著名評戲演員白玉霜在珠市口開明戲院演出，因貼色情戲《拿蒼蠅》等，為袁趕出北平。袁卸職後，做滬上寓公，適逢白在滬演出。袁往觀，戲後並宴之於某酒家，白問袁，前後矛盾何甚？袁答雲：“當日你在台下，我在台上，不得不那樣；今日你在台上，我卻在台下，不必再那樣，應該這樣了。”袁的這番妙語博得滿堂彩聲。袁直到五十年代才下世。
兼於丈還說：當年編《舊都文物略》，對後麵“技藝略”、“雜事略”兩篇，本有周詳的計劃，要把當時北京還存在的各種特殊工藝、風俗、戲劇、特產、飲食，市廛等做大量的調查，用照片和文字記錄下來，後因袁氏去職，編輯經費無著，人員星散，未調查的未及繼續調查，已調查拍攝的大量照片，也未及繼續編輯，便匆匆結稿付梓。所以後麵不但沒有“市廛略”、“飲食略”、“物產略”、“風俗略”等等，而且“技藝”、“雜事”二略亦十分單薄，不得不引為憾事了。
有哪家出版社，該重印《舊都文物略》呢？恐怕有誰肯提供經費，不怕賠錢，而那些精美的銅版、珂羅版，也無法重做了。因而我的這本破書，更有敝帚自珍之感了。
一九八六，丙寅驚蟄日改舊稿於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