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編印《舊都文物略》的時期，也正是《宇宙風》雜誌出“北平專號”的時代，當時侵略戰火，由關外蔓延關內，平、津危機，迫在眉睫。這些文字的寫作、書籍的編輯，雖然文白不同，雅俗各異，但都由於同一的愛國心，現在翻閱舊籍，回顧前景，是很值得人深思的。
《舊都文物略》的出版年月是民國二十四年，即一九三五年冬，書後印的編輯者是“北平市政府秘書處”，當此書編好付印時，正是當時新舊市長交接的時候，所以書前印了兩篇序，第一篇是舊市長杭州人袁良字文欽的序，第二篇是新市長山東人秦德純字紹文的序。袁良是“何梅協定”之後，以黃郛秘書長的身份繼黃郛出長北平市的。秦德純則是隨宋哲元的政治勢力去接替袁任市長，在一九三五年歲尾，其後一年又七、八個月，便“漁陽鼙鼓動起來”，“七七事變”發生，日寇侵略軍長驅直入，北平淪陷。燕京市民便進入了老舍先生所寫《四世同堂》故事的時代。所謂“南渡衣冠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那位秦市長便也隨著宋哲元等幾位遑遑而去了，一去就是八年多。勝利之後，才又作了什麼參謀長，坐著雪亮的大汽車回北京又看了看，便又溜了。當年大官編書寫序，自然不會親自動手，還多少有些顏麵之忌，怕寫不好出醜，所以都是別人代筆的。袁的序言是其秘書長、著名詩人陳寶書執筆，書寫影印。陳字濠生，又字濠省，湖北漢陽人，是名詩人程子大字頌萬之婿。翁婿兩人都是五十多年以前，《大公報》舊詩專刊《采風錄》的健將。印出來的序文是袁良署名蓋章，但文與字都是陳寶書的，現知者極少，於此說明，以存半世紀前之真相吧。
一朝天子一朝臣，此書本來是袁良的慕僚編的，秦德純接任，書尚未印成，便也插一手，掛個坐享其成的名，便讓他的機要秘書柯昌泗字燕舲也寫了一篇序，附在袁序後麵，也算留點小名氣了。不過還比較實事求是，未掠袁良時代編輯之美。隻是說：書既成，方始付印，適袁君去職，餘繼任伊始，披覽目例，以為雖不如誌乘之周詳，尚能繁簡適中，洪纖略備，亟命賡續趕印，俾底於成。秦序也是影印，字也是柯燕舲先生寫的，八分小楷，有《乙瑛碑》筆意。柯是近代著名史學家、《新元史》的作者膠州柯鳳蓀的長子，早年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學問淵博，可惜一直熱衷仕宦，又沾染了不良嗜好，結果潦倒以終，也沒有著作流傳下來，和去年去世的謝國楨先生是極好的朋友，而剛主師勤奮治學，終生不渝，著作等身，為後人留下不少珍貴的文化遺產。而燕舲先生卻什麼也沒有，這樣一篇序，還署著大官的名字，這裏如果不說，世間又有誰知道他曾經為《舊都文物略》寫過序呢？
謝剛主先生、柯燕舲先生都是我的老師，而且我得侍燕舲先生絳帳，遠在四十多年之前，先生那時還住在西城廣寧伯街。因為我是靈丘人，記得先生第一次見麵，就對我說靈丘有幾通魏碑，都在什麼地方，什麼廟，曆曆如數家珍。當時我知識淺陋，並不知道北魏拓跋氏和靈丘的關係，隻感到先生學問淵博。直到若幹年後，我讀完《北史》、《魏書》，知道一點靈丘在北魏時期的重要地理位置，對先生所說，理解才更深入，而且知道先生金石學的造詣也十分深湛，可惜我直到今日，對金石學所知亦極有限，真感到辜負了先生當年的啟發。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天津見過先生一麵，又談起魏碑的事。其後南北睽違，再未與先生見麵。生平在京滬兩地，和我在學術上談故鄉靈丘者，隻有先生一人。回憶前塵，曆曆如在目前，真是不勝感慨係之。在此閑扯幾句，聊當對先生的一點紀念吧。
《舊都文物略》的主編是湯用彬先生，是後來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的湯用彤先生的哥哥。湯用彬先生，字冠愚，號頗公，湖北黃梅人。清末譯學館畢業，後又在京師大學堂修國史。民國初年，第一、二屆眾議院湖北議員，總統府機要秘書，國史館協修，國務院國史編纂處處長。政府南遷後，在北平市府任職，生於一八七六年，逝於一九四九年。編輯是彭一卣、陳聲聰。編審是陳寶書、吳承寔、金保康。編輯人員雖少，但隻用了五個月就把書編好了，這種速度和質量，今天又如何能想象呢？
湯用彤、湯用彬二位先生都已下世有年矣。用彤先生長北大文學院，也正是我即將畢業的那年，我的畢業證書上，就蓋的是用彤先生的簽名橡皮圖章。其實我還提這張破紙做什麼呢？因為就是這樣一張不值分文的破紙，在那眾所周知的年月裏，也是罪證，被那些“英雄們”連踢帶罵，監督著火燒了。真有些如張岱所說：“名心一點，堅固如佛有舍利；劫火雖猛，攻之猶未破焉。”其然，豈其燃乎？
用彬先生編《舊都文物略》時，則我還是個孩子，現在翻閱這本書，也真不勝逝者如斯夫之感了。
用彬先生在編輯後記中說：“導遊之作，不難於博采，而難於征實，居一室內，發篋陳書，分類付鈔胥，兩三寫生足以舉矣。而其方向之舛誤，古今建築之異形，極於陵穀變遷，山河改易，絕不一為征考，而曰：以導遊也，不亦傎乎？”傎，音顛，就是顛倒的意思。後記中這些話，在今天讀來，有兩點意思可取：其一，即五十多年以前的人，也已注意到旅遊資源的保護、開發、利用，編製此巨冊，以作北京導遊的指南，這不能不使今人佩服他們的先見。其二，是不單依靠書籍，而重視調查、重視實際情況，即所謂“征實”。因而他們在編輯過程中，帶著照相機，到處實地攝影，給後代留下十分珍貴的資料。而且時值盛夏，正如湯用彬先生在“編輯後語”中所說“他們“彳亍暴烈日中，或踞坐殿頭樹下，岩畔草間”，據書查考，拍攝實景，其辛苦之情，亦可想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