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俗學本身的特征，是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曆史，中國有著廣闊的疆域，又有著眾多的兄弟民族，又有著極為豐富的曆史實物和文獻……這些特征就給中國民俗學的研究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內容。如把中華民族風俗研究納入國際漢學研究的大範疇，那前途也是極為廣闊的。其研究範圍，自是十分廣闊：有曆史的，也應有地區的；有宏觀的，也應有微觀的；有綜合的，也應有部門的；有漢民族的，也應有兄弟少數民族的。其研究的辦法，也是多種多樣的：資料的收集，實際的調查，曆史的比較考核，科學的分析研究，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經過長時間的工作才能取得成果。至於研究的目的，從個人來講，一般自是學術性的研究，從所從事的專業愛好出發，即孔子所說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入之愈深，樂之彌篤，自然可以取得個人的一些成果。但從民俗學的研究整體來說，則是有關民族文化進步、發達、移風易俗的大問題。
國際上民俗學（folklore）成為一種學問，始於托馬氏（N.G.Thomas）創造的這個名詞，是一八四六年的事，距今不過一百五十年。比之於中國類似的采風的對風俗的重視等傳統，自然要晚得多。國際的民俗學在五四運動時代影響到中國，當時北京大學創設“歌謠研究會”，發行《歌謠周刊》，出版介紹了不少歐美這方麵的研究成果，並對譯名問題展開過熱烈的討論，先譯為“謠俗學”，後來還有人提出用“民學”，也有人提出用“風俗學”，後來直接引用了日本的譯法“民俗學”。這一名稱比較普通，大家容易接受，便叫開了。當時有人提出，“日本人所謂‘民俗’，雖有時是民間——俗間的意思，移植到中國來，卻頗有被誤解為民間風俗之危險”（引自一九三一年版江紹原譯英國瑞愛德《現代英國民俗與民俗學》一書的附錄七）。近十年來中國民俗學的發展，實際上正合了這六十年前的預言，是把“民俗”與“民間風俗”二者在不少地方混淆等同起來了。但我感到這既不是“誤解”，也沒有構成“危險”，並不是什麼壞事，而是客觀的存在，正常的現象，必然的發展趨勢。中國民俗學的研究，首先必須是注意中國民眾、民間風俗的原始、形成、演變、發展……由認識到理解，由理解到引導，其間既不必、也無法區分西方民俗學的特定內涵，和中國廣義民間風俗紛繁現象的區別，也不能排斥傳統的風俗研究文獻和成果，必須將大量的曆史資料充實到現代的研究範疇中。所以中國民俗學的研究，必須是更為廣泛的民間風俗的研究，當前一般關於“民俗學”的認識和研究，基本上是這樣的。六十年前，汪馥香先生在《民俗學資料征求引言》中說：“我們所謂‘風俗學’，簡而言之，是‘遺風習俗’之學；詳而言之，是研究一切前代傳承下來的下層構造及上層建築，及作以前的各個時代底前代傳承底研究的學問。”六十年前的白話文，有時在“的”和“底”的使用上，現代讀者感到不大順口，但其意思還是可以理解的。他當時已提出了“風俗學”這一名稱，也是和“民俗學”劃了等號的。今天我又提出來，想來也不算標奇立異罷。分析自然還不夠詳盡和透徹，但從宏觀上看，中國目前方興未艾的民俗學研究，實質上正是這樣的，未來也應該循著這條道路踏踏實實地發展下去。
進一步詳細論述，可說的話還多，但為了避免枝蔓，主要的意思就說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