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俗學的研究，最早始於近七十年前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查會等學術團體，其後廣東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民俗學會、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等，這都是前輩學者顧頡剛、董作賓、容肇祖等先生，以及現在健在的鍾敬文老先生諸位在六七十年、半個多世紀前作過努力，取得一定成績的。但如擴而大之，把範圍擴大到“風俗學”——如果這個學術名稱可以成立的話——那遠遠在此之前，就已經有人努力於這方麵的研究，而且取得不少成果，縱然沒有“風俗學”這一名稱，而風俗研究的成果卻是客觀存在的。周代的采詩觀風製度，《詩經》的“十五國風”，漢代應劭的《風俗通義》，這些時代較遠，先不必提。即以近現代說吧：一九一○年（清代宣統二年）張亮采氏寫的《中國風俗史》，一九二二年胡樸安氏編的洋洋巨觀的《中華全國風俗誌》，都是這門學問較有代表性的著作。這些著作的誕生，或在“民俗學”研究產生之前，或在其同時，但其內容及範圍，則遠遠超過由西方引進的“民俗學”的較狹窄的範圍之外，而是繼承了中國傳統的風俗研究體係的。
在中國民俗學的提倡和研究，自半個多世紀前“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多種因素，消沉了數十年，直到七十年代末，經顧頡剛、鍾敬文等八位老教授大聲疾呼和積極倡導，消沉多年的民俗學研究，才又活躍起來，不少人從事這方麵的活動，有人作純學術的研究；有人由調查實際入手，收集各種實物及文字資料；有人整理編輯前人著作，出版民俗書籍；有人舉辦各種有關民俗的展覽會、博物館……總之，近十來年中，民俗學的研究及其影響是十分廣泛的了。不過有一點必須說明，目前中國民俗學研究的各項活動，比如各種民俗叢書的編輯，各種地方民俗博物館的建立，其內容已不僅限於西方民俗學所歸納的簡明定義，如文明社會中殘留的古代遺風，俗民文化的傳統部分，口頭流傳的民間歌謠、傳說、諺語等，未形成宗教的各傳統儀式……而是遠遠超過這些，把各種傳統風俗內容也包孕在內了。從研究實際講，中國民俗的研究，也就是中國風俗的研究；“民俗學”和“風俗學”在中國學人的研究當中，似乎可以劃等號了。實際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從客觀上講，“風俗”這一概念的內容包括“民俗”，而“民俗”卻不能包括風俗這一廣義概念的內涵。中國民俗學研究的對象自然是中國民眾、中國社會曆史的和現實的必然要繼承中國風俗傳統研究的成果，可能是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的、深入的，自不可能是脫離中國曆史延續的、斷代的、孤立的。如果那樣，就不可能有中國民俗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