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政
我國酒的曆史非常悠久，《戰國策·魏策》記載：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這是在公元前兩千一百多年的事。由於酒的曆史悠久，所以有關酒的典章、製度的製定，也很早就有了。關於酒的典章、製度，大體是三個方麵：一是關於飲酒、薦酒、獻酒等規章製度。二是關於酤酒、私釀、官釀以及禁酒的典章、製度。三是有關管理酒政、酒稅的官吏。這三方麵，其一形成的最早；二、三兩方麵的典章製度比較晚些。
在先秦文獻中，關於酒的記載是很多的。如《詩經》、《書經》、《禮記》中，不少地方都記到酒，而不少都是屬於當時的典章、製度，如《禮記》中《禮運第九》記雲：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這是祭祀的規則，都要用酒，而注中詳引周禮，說明次序。所謂太古無酒，用水行禮，尊為玄酒，祭則設於室內。醴是酒之一宿者，周謂“醴齊”（按，齊即齋字）、盞謂“盎齊”，陳列於室內稍南近戶。“粢醍”，即周禮醍齊，酒成而紅赤色，又卑之，列於堂。“澄酒”，周禮“沈齊”，成而滓沈，又在堂之下。此五者各以等降而設之。這就是祭祀時陳列不同的酒的規則。《禮記》中類似這樣的記載還很多，如《坊記》第三十中雲：……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又如《鄉飲酒義》第四十五中記雲：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按，莫即暮字。）《禮記》所說都是周代關於祭祀時，接待賓客時、鄉居宴飲時，關於酒的禮節製度，由天子到諸侯、庶人，當時都有傳統典章製度。如結合殷商、西周出土的甲骨文、青銅器來驗證，就更可看出遠古以來，關於酒的典章製度，在祭祀、飲宴典禮中，已經十分齊備了。當時已有賣酒者，即所謂“酤”，但是還未官賣，也沒有稅，但已極為普遍。
先秦文獻中，有關酒的政策法令、規章製度流傳至今，最重要的，莫如《書經》中的《酒誥》一文。這是周武王寫給康叔的，文中告誡康叔及其領地“妹邦”，要注意酒的節製。因在題注中說：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酒誥》教導告誡他。按“妹邦”，《詩經·鄘風·桑中》“妹”字作“沫”，現河南淇縣北有妹鄉，就是這個地方。康叔，周武王同母少弟，名封，初封於康，故稱“康叔”。周公旦既誅武庚，以殷遺民封康叔為衛君，能和集其民，民大悅。其時在公元前一○六五年間。《酒誥》乃中國有關酒的法令的第一篇，因商代酗酒的人太多了，以其遺民封康叔於妹邦，如繼續酗酒，必將步商紂的後塵，因酗酒而亡，因此武王特頒《酒誥》告誡之。並引文王的告誡：“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唯祀，德將無罪”等等，這是最早有關酒禁的文獻，全文作為資料引至後麵。
由春秋、戰國之時，到秦代，酒已很普遍，酤酒亦很普遍，無所謂私釀、官釀。直至漢代，始有酤律，即關於飲酒賣酒的法律規定。漢文武即位，賜民酺五日。時在公元前一七九年。（按，文帝名劉恒，高帝劉邦子，初封代王。）其時有酒酤、酒禁律，據《文獻通考》卷十七：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酤酒有稅，自漢武帝始。據《漢書·武帝紀》：“天漢三年（前九十八年）……初榷酒酤。”而到了昭帝時始元六年（六年）詔罷榷酤，就是不收酒稅。榷酤至此，前後已百年之久。《文獻通考》謂：“以律占租者，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如實，則論其律。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爾。”據此，知漢律不但有酒稅，而且限價。
公元六年，王莽篡漢建立新朝，前後雖隻十七八年，但改革頗多，創“五均六筦”之法，於酒則立酒官，令官作酒，據《漢書》卷二四《食貨誌》記載：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讎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鬥，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並計其價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曲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酨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王莽為此兩下詔書，後麵再擇抄其一禁私釀的詔書，供參考。
東漢以來，因天災傷稼，造酒要大量消耗糧食，所以曾幾次禁酤酒，據《文獻通考》所記：東漢和帝永元十六年（一〇四年）詔兗、豫、徐、冀四州雨多傷稼，禁酤酒。順帝漢安二年（一四三年）禁酤酒。桓帝永興二年（一五四年），以旱蝗饑饉，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漢末建安時，曹操表奏酒禁，孔融爭之。
三國時，魏、蜀、吳三國關於榷酤、酒禁等典章製度，並不一致，資料亦少，《吳誌》卷七《顧雍傳》記道：“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自王莽時，榷酤即為富賈所控製，成為營私舞弊之源，雖嚴刑不能製，至三國時，仍然有此弊端。
西晉後期，中原大亂，戰爭連年，造酒要糧食，直接影響民生，繼曹操之後，於公元四世紀初，羌人石勒成為大軍閥，“以民始複業，資儲未豐，重製禁釀，行之數年，無複釀者”。說明以武力禁酒，強製執行，還是有效果的。
南北朝時，北朝均官酤，後魏百官歲給常酒。《魏書》卷一一〇《食貨誌》載：後魏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蘖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麵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南朝方麵：“宋文帝時，揚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議禁酒，從之。”據《通考·征榷考四》記載。陳文帝時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據《通典》卷二《食貨誌十一》。自兩晉、南北朝以來，所謂“取利於酒，奪民酤而榷之官，比承平時責利數倍”等等弊端，直到隋朝統一後，才有所改變。據《文獻通考》卷十七《征榷四》所載：隋文帝開皇三年（五八三年），先時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至是罷酒坊，與百姓共之。不過其三百年中，嗜酒之風特甚，名酒人如陶潛、劉伶、阮籍……名酒如蒲桃酒（即葡萄酒）、千裏酒、桑落酒、縹醪酒、河東酒、菊花酒等，名色眾多，均見之記載，說明其時酒之工藝更精，家釀、坊釀、官酤、私酤，均極普遍了。
唐代開國，初年尚無酒禁，《通考》卷十七《征榷四》記雲：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複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禦酒。乾元元年是公元七五八年，已是安史亂後。唐自六一八年開國，迄今已曆百四十年，貞觀之治，開元、天寶的繁華盛世，百餘年中，似無榷酤，亦無官酤，想見其物阜民豐之社會。至代宗廣德二年（七六四年）始“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此外不問公私，一切禁斷”。至大曆六年（七七一年）：“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年）“罷酒稅，三年複製，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私釀者諭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貞元二年（七八六年）：“複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鬥榷百五十錢，其酒戶與免雜差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曲而已。”以上各條具引自《文獻通考》卷十七《征榷四》。有兩點值得注意，即具體酒價榷價，每鬥稅百五十錢。《通考》作者加批雲：按，昔人舉杜子美詩，以為唐酒價每鬥為錢三百，今榷百五十錢，則輸其半於官矣。這還隻說到稅率過高，為百分之五十。而淮南等四地，又征曲稅，這就更嚴格，造酒一定要用曲，先把曲上了稅，就更可堵私釀之漏洞了。於此亦可見稅率越來越嚴密。
唐代大和八年（八三四年），罷京師榷酤。據《通考》所載：“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此條可見唐代酒稅總收入。《唐會要》卷八《榷酤》中亦有同樣記載。
唐代後來，酒禁更嚴，會昌二年（八四二年）敕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並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並充資助軍用。各處禁止私酤，官司過為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裏之間不免谘怨。為此朝廷敕各地：今以後如有百姓私酤，及置私曲，罪止一身；同謀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有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兼不得沒入家產。
唐朝自公元六一八年李淵稱帝，至公元九○七年哀帝禪位於朱全忠的梁朝，經曆了近三百年（實際二八九年）的統一，又開始了分裂動亂，即五代十國的局麵。梁、唐、晉、漢、周政權迅速更替，其他蜀、南漢、吳越、南唐、後蜀等地方政權，政令不統一，酒稅亦不斷變化。梁開平三年（九〇九年），“敕聽諸道州府百姓自造曲，官中不禁”。而過了沒有幾年，政權改變，後唐天成三年（九二八年）：敕三京鄴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曲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造曲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征納，並不折色。其京都及諸道州府縣鎮坊界及關城草市內，應逐年買官曲。酒戶便許自造曲，醞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月計算都買曲錢數，內十分隻納二分，以充榷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征納榷酒戶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酒曲供家；即不得衷私賣酒，如有故違，便仰糾察。另外又敕：“依中等酒戶納榷，其村坊一任沽賣，不在納榷之限。”從此時開始，先把曲稅納入田畝，夏秋開征。每畝五文，後特放二文，隻收三文。城鎮照收酒戶稅，村坊不在納榷之限。這一辦法，一直延用到五代結束，其律十分嚴酷，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二《五代鹽曲之禁》雲：其酒曲之禁，孔循曾以曲法殺一家於洛陽（注：私曲五斤以上皆死）。……漢乾祐中（九四八年，五代劉承祐政權，隻三年），私曲之禁，不論斤兩皆死。周廣順中（九五一年，郭威及其養子柴榮政權，前後十年），仍改為五斤以上。然五斤私曲，即處極刑，亦可見法令之酷矣。趙翼的感慨，亦可見亂世五斤曲即可草菅人命，如此典章律例之殘酷，有法甚於無法。
酒法榷酤，至宋朝統一後，征收更勝於前朝。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記雲：今之秋苗有曲腳錢之類，此事起於五代，後唐時雖納曲錢，而民間卻許自賣酒。時移事變，曲錢之額，遂為定製，而民間則禁私酤矣。就是既從地畝中收曲錢，又置官釀，民間禁私釀。鄉間或許民釀，但定其稅課，每年若幹。就是為酒，民眾有三重負擔：一所謂曲腳錢之曲稅，隨田畝征；二官酤之營利；三鄉間釀酒之酒稅。因之宋代酒榷收入甚多。但多為募富貴之戶承包，即後代的包稅。據《文獻通考》卷十七《征榷四》記載：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先是募民掌茶鹽榷酤，民多增常數，求掌以規利。歲或荒儉，商旅不行，致虧常課。多籍沒家財以償，甚乖仁恕之道。今後宜並以開寶八年額為定，不得複增。太平興國元年是公元九七六年，開寶是周朝柴世宗年號，八年為九七五年。即宋代建國之初，承周之舊，至真宗景德四年（一〇〇七年）又下詔：榷酤之法……不得複議增課。直到熙寧十年（一〇七七年），全國各州酒課。四十萬貫以上二處：東京、成都二十八務；三十萬貫以上三處：開封三十五務，秦十八務，杭十務；二十萬貫以上五處：京兆二十三務，延十二務，鳳翔二十五務，渭十三務，蘇七務；十萬貫以上：西京、北京、齊、鄆……等三十二處；五萬貫以上：南京、青、密、萊等七十三處；五萬貫以下：沂、漲、曹、光化等四十五處；三萬貫以下：廣濟、隨、金、均等五十四處；一萬貫以下：登、信、陽、信安、保定等二十處；五千貫以下：十六處；包括郴、渝、桂陽等地。無定額十九處，包括辰、沅、劍門關等處；無榷（即不收酒稅）十五處，包括夔、黔……福、汀、泉、漳、興化及廣南東西兩路州軍。
至道二年（九九六年），收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一千餘貫，京城賣曲四十八萬餘貫。
天禧末（一〇二一年），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賣曲增三十九萬貫。
皇祐中（一〇四九—一〇五四年）酒曲歲課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貫。
以上均引自《宋會要》及馬端臨《文獻通考》，一可見當時各地繁華程度，與現在比較，頗有不同者。二可知宋時經濟發達，稅收充沛之情況。三應注意其稅收增加之原因，一是酒場不斷增加，二是酒課不增，增收利錢，解京數增加。增加成色錢，無額上供。如上色每升添二文、中下一文直到上色每升添四十二文、次色十八文。其錢一分州用、一分充漕計、一分提刑司等等。此已是渡江之初，建炎時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