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中國倫理學也有德性論、義務論和價值論之分野，而且是以曆時態和共時態的雙重形式存在的
德性論倫理學以探討和培育個人的優良思想品德為目標；義務論倫理學以探討和宣傳社會的道德規範為目標；價值論倫理學則以探討和建構社會的道德價值（原則）體係為目標。當代中國價值論倫理學既主張整合人本主義、社群主義、自然主義、信仰主義的道德價值取向，又主張將馬克思主義先進倫理文化、中國優秀傳統倫理文化和西方近現代以來的優秀倫理文化加以整合。由於當代中國倫理學的研究者們都堅持統一的指導思想和理想信念，學派意識及其方法論立場並不很鮮明和自覺，這就是倫理學中的德性論、義務論和價值論之分野，在有些學者那裏是不自覺的有所側重，在有些學者那裏則是越來越自覺的有所側重，還有些學者在明確認識到這三個學派的分野之後，又力求把它們都整合到一個有機聯係的學科體係中來。這也表現出將倫理學的形式方麵與實質方麵加以統一的理論意圖。正如舍勒在《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與非形式的價值倫理學》一書中，曾對康德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傾向予以種種批評，並由此提出了其非形式的價值倫理學。
道德生活本身就是主體為完善道德品性、履行道德義務和追求道德價值而進行的“實踐—精神”活動。人類對道德價值的認識和發現有一個曆史過程。總的說，人類在古代發現了道德品性（美德）的價值；在近代發現了道德規範（責任）的價值；在現代發現了道德原則（信念）的價值。因此，把德性論、義務論和價值論統一起來，也就是實現心性倫理、責任倫理、信念倫理的結合。
四、價值論倫理學的產生既是人們道德主體性意識走向覺醒的表現，又是以人為本的價值觀、發展觀和曆史觀在道德研究領域的體現
以人為本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深刻體現，也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本質特征。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既受客觀必然性的影響，又受人的主體性和目的性的影響，尤其是受居於執政地位的階級和黨派的價值觀意誌的影響。過去很長時期，我們在講到社會發展規律時，隻強調了決定論，而忽視了目的論。自然界事物的發展是無目的的。草木開花結果，那是必然的、本能的、無目的的、無意識的，是合乎客觀必然性的。社會發展則不同，有目的、有意誌、有感情、有理性的人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人是社會曆史的主體，從生產力到生產關係，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都是要受到人的目的和理性與非理性因素的影響。所以，社會能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人的目的去發展，問題隻在於按照少數人，還是多數人的目的去發展。馬克思、恩格斯也認為，社會發展不完全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社會發展的結果是由各種意誌（或目的）相互衝突的“合力”來決定的，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是符合人的目的的，即最終要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渡。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手稿》中講道，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它是曆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隻有符合人的目的的東西，也才能成為必然的東西。在社會曆史領域，必然性是從屬於目的性的。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轉型的具體表現很多，在經濟層麵、政治層麵、文化層麵都有表現，但在最深刻、最本質的層麵上則表現為由以物為本的社會轉向以人為本的社會，使人被物役轉向物為人役。所以說，以人為本不僅是一種價值觀，而且已上升為一種曆史觀，即科學地推動社會發展的價值觀。也隻有從曆史觀和價值觀相統一的高度理解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才能深刻理解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質及走向。
從世界範圍看，獨立化、專業化的價值哲學和價值論倫理學研究都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歐美國家開始的。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來，中國也興起了價值哲學和價值論倫理學的研究熱。同價值哲學的研究相似，目前價值論倫理學的研究還隻是一連串個別問題的研究，還沒有建構出成熟的理論體係，因此，創建價值哲學和價值論倫理學體係已成為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的重要任務。學科體係的形成將有助於促進已有研究成果向係統化、體係化、成熟化發展。完整的價值哲學和價值論倫理學體係都應該包括基礎理論和實踐應用兩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