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真切的、真實的價值體驗要達成，需要共同努力以便造成一種文化公共性的實踐與社會生存場景。
公共性社會的實踐—生存邏輯首先是一種整體性存在的邏輯。在整體性的理論視野內，價值就是世界之所以成為世界，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內在根據和方式。海德格爾在《泰然任之》中曾經把人的理性區分為兩種，一種是計算性思維，另一種是沉思之思。“因此就有兩種思想，兩者各以它們的方式而為有根據的和必要的：計算性思維，和沉思之思。”。與這兩種思維相適應，我們發現了世界的“兩種秩序”——事實秩序與價值秩序說。長期以來，價值秩序一直受著事實秩序的遮蔽，導致了“意義”與“價值”分離和緊張。當代法國著名思想家莫裏斯·梅洛—龐蒂覺察到了這一分離的現實：“……有價值，也有現實事物，有精神，也有身體，有內部世界，也有外部世界，但是，事實的範疇是否侵占價值的範疇，人們是否意識到二元對立隻有在某種程度的貧困和危險之內才是站得住腳？”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以“文化公共性真實”觀念的複興為標誌，走向“有機統一性”的價值存在（生成、存在與演化）整體性邏輯的時代。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的觀點值得注意。在他看來，價值是我們關於實在的理念的重要側麵和維度之一。“價值理念不僅僅是某種模糊的稱讚性術語。某種事物具有的價值僅僅在於它們是通向某種有價值事物的途徑。某種事物具有它們自身的價值，一種內在的價值……這一內在的價值的理念是一個基本理念；其他種類的價值通過它們與內在價值的聯係而存在。”那麼，究竟什麼是自身具有價值的事物？“理論家認為，當一幅畫作——經常以生動、引人注目的方式——設法將大量多樣化的材料整合到一個結構緊湊的統一體之中時，它便有了美學價值。這樣的‘多樣性中的統一性’曾被稱為‘有機統一性’聯係，以便維持生命。”“我們認為，就其有機統一起來的程度而言，某種事物具有內在價值。它們的有機統一性就是它們的價值。至少，它是一種構成價值結構的有機統一性結構。”可以說，價值（的大小）是有機統一性結構（的程度）。“在希望使我們自己變為有價值、使我們人生和活動獲得價值的過程中，我們希望這些東西表現出很高程度的有機統一性。”“價值並不是唯一相關的評價維度。我們還希望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存在具有意義。價值需要將某事物整合到它自身的界限之內，而意義需要讓它具有某種超越這些界限的聯係。意義問題本身是由限度在場提出來的。例如，當人們將其存在視為有限的，人們一般都對他們的人生意義感到擔心，或許是因為死亡將終結它們，從而標誌出它們的終極限度。試圖使人生獲得意義的行為就是試圖超越一個人的人生限度的行為。”“然而，就每一個與此類似的更大目標而言，我們轉而可以發現這一點的限度。甚至我們將宇宙視為一個整體時，我們也能夠看到它是有限的……於是，開始了一種後退。為了阻止這種後退，我們似乎需要某種內在有意義的事物，——某種自身具有意義、而不是憑借與其他事物的聯係獲得意義；否則，我們就需要某種沒有限度的事物，我們無法從它那裏後退一步——即使在想象之中也不行——去思考它的意義是什麼。於是，正因為如此，宗教似乎為關於意義的問題提供了一種停止場所，一種意義的終極基礎。其方式就是信奉一種無限的存在，一種並不準確地視為有限的存在，一種使人無法後退以便看到其限度的存在。所以，它的意義問題甚至無從談起。”因此，“價值涉及的是一事物的內在統一融貫性。該事物無須與另一事物——任何更大的事物——發生聯係以便獲得價值。”
其次，公共性社會的實踐—生存邏輯還是一種合作性的邏輯。簡單地指認價值存在的體驗性特征和本性還遠遠不夠，更深一層次的問題可能是：以何種方式才能真正體驗到“真實的價值”。人類渴望真價值，試圖以自己的努力發現並創造真價值，人類也希望就生活在真價值之中。但究竟何為真價值？真價值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才能發現價值？真價值是以何種方式得以確立的？人類理智為此幾多躊躇、徘徊，頗費思量。而這些問題在價值哲學領域尚沒有得到恰當解釋。
一種基於人類合作本性基礎上的生存合宜性或合宜性生存的文化公共性真實體驗，能夠為這一問題的思索提供有效的幫助。那麼，究竟什麼是價值？我們認為，就人是一種社會性存在的意義上，價值不是別的，它本質上是基於人類合作本性基礎上的生存合宜性或合宜性生存的文化公共性真實體驗。人類與生俱來的“趨社會性”與“合作”本性，呼籲我們走向一種“價值體驗”的文化公共性社會的實踐與生存邏輯。
在文化人類學的意義上，迄今為止的人類曆史表明，我們視之為“價值”的東西，一定是溢出我們的基本需要以外的東西。這個東西不是別的，就是“合作”。“合作”本位的觀念所表達的，是“價值體驗”的文化公共性邏輯。可以說，從自覺的“合作”現象成為人進化過程中的獲得性新質——社會本能開始，哲學意義上的“價值”就正式誕生和宣布出場了。合作的被認可，包孕著很多富有真價值——共與、共在、共生、共享的意味，合作體現了價值的本己性意義。價值就發生於合作之中，在人與對象世界和自我的合作中，借助於合作並通過合作而得以說明和體現。
社會地、曆史地形成著的“合作體”就是“價值體”本身。“合作”現象所標示的，本來就是曆史中生成的“人性”的“神聖性”的一麵，是人對於一種神聖性從而優雅的、體麵的、莊嚴的存在狀態的向往。人類迄今為止所為之奮鬥和努力爭取的一切，似乎都是在求證著、鞏固著人自己的合作本性。由此可以推出，人類在自己的生存與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切有關價值的難題的謎底，都是與“合作”有關的，都能夠在合作的理解中得以釋懷。
合作為我們所帶來的，是“分享”的邏輯現實和共贏性結果與生存清淨，正是“分享”，切近了價值的真正本質。正是因了“理想共同體”的存在以及“合作”目標的設定和努力，由體驗而確定的價值才獲得“合法性”、正當性。文化公共性真實意義上價值觀念，就是對這種曆史地生成的基於合作的“社會整體性”存在特質的指認。或曰，以體驗表達價值，會因體驗自身的朦朧的、模糊的、不確定的、難以琢磨、不可名狀等特點，而使價值問題的哲學思考陷入到“價值神秘主義”和“價值不可知論”等之中。從而使價值的知識本身因缺乏應有的公度性、可交流與傳達性，使價值變成一種純粹私人化的體驗。或者，幹脆像邏輯實證主義等所宣稱的那樣，根本就不是知識，必欲去之而後快；或者如分析哲學所說的那樣，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命題。
站在不同的價值理解目的和評價標準差異的立場上，這種種擔心和指責，並非沒有道理。問題是，如果我們承認，任何一種個性化、私人化的價值體驗生成，其體驗者都不可能抽離其所生存於其中的曆史、社會、文化以及精神場域的話，那麼，這種體驗就一定要獲得可傳達性、可交流性。而這樣一種價值體驗的生成，必須依托或者寄寓予一種理想的“共同體”生活之中。可以說，由體驗而來的價值，本質上就是人類的“趨社會性”與“合作”本性的一種表達，是基於合作關係而產生的文化公共性現象。一切合宜的價值現象，都是對人類合作本性的不同側麵的展示。
人是什麼？“人是一種有限的自由”。宗教哲學家蒂裏希的回答一語破的，這意味著要理解價值的真諦，我們就必須超越價值問題上的頑固的主體性邏輯而回歸價值的本然。價值是什麼？價值隻能是迄今為止我們所經曆和體驗的一切，是自然、人類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地展示自己、造就自己的方式，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己相互走進、相互傾訴的方式。是不同文化、民族間相互主體性對待的方式，是以整體性人格傾聽世界的方式。
最後，公共性社會的實踐—生存邏輯是對當下人類的精神境遇做全景性觀照的邏輯。文化公共性價值體驗的達成，依賴一種社會“共通體”的優良建製，其目的是促使現代個體的心性秩序與整全性人格的不斷養成。
現時代中國民眾的精神文化生態及其精神境遇不容樂觀。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組織中，民眾的價值體驗方式有其區別於其他民族的特點。這種體驗模塑著我們這個民族的個性、氣質以及人格境界追求。長期以來，我們這個民族有著更多的私人性生存體驗，太少集體性的公共性的文化價值體驗，所以，不僅我們的文化，而且這種文化所造成的人格本身，都是有缺陷的。這樣一種特點，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構成了我們自己文化的“深層結構”。
就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傳統的一元化的價值觀念逐漸分化，出現了社會公共文化和核心價值的喪失，中國人遭遇各種非真實、虛假的、扭曲的價值體驗的侵擾和糾纏。從現實個體的生存和生活世界的真實情狀來看，本質上是“意義和價值體驗缺位”的。身處轉型社會，當以往的共享價值及其體驗方式被全盤否定，退出支撐組織與個體行為標準的舞台，而新的共享價值及其體驗方式尚未形成或者未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時，社會中便容易形成共享價值體驗的真空狀態：對與錯、真與偽、合理與不合理等界限模糊，從而為社會的投機行為打開了方便之門。導致中國出現嚴重的認同的危機，社會不再有普遍的價值和倫理標準。即使有道德的話，由於缺乏共同的客觀標準，也是相互衝突、內在矛盾。正如麥金泰爾所說：“所謂的當代道德分歧，不過是些相互對立的意誌的衝突而已，每一意誌都是由它自己的某些武斷選擇所決定的。”當價值喪失了客觀性源頭，而又缺乏公共的討論來獲得共識和自我立法的時候，就出現了價值的相對主義、實用主義乃至虛無主義。人們考量生活和行動的重心，不再是衡量其有何終極性意義，而是作為達到特定世俗目的之手段，是否有效和合理。當代人精神生活的意義、個人認同的建立，無不依賴於欲望的滿足、物欲的占有和無窮的消費基礎之上，社會徹底世俗化了。
核心價值的衰落，與公共生活的缺乏直接相關。中國曾經有過公共政治生活十分發達的年代，那是一種被動員了的公共性。進入世俗化社會之後，過度的政治化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過度，到90年代變為過度的私人化。如今的中國社會，私人生活非常豐富，也相當自由，各種形式的交往關係也異常地活躍。然而，過去由國家統一組織的公共生活，卻沒有轉化為自主性的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公共生活由此而大為衰落。
應該承認，市場經濟實踐、市民社會發育以及全球化所帶來的，是一種全新的公共生活場景，有其屬於這種實踐的特殊的“公共性文化真實”的體驗方式，為“中國問題”域中私人化與公共性價值體驗的衝突及其張力空間的生成提供了可能，同時也為我們這個民族新人格的生成提供了一種非常良好的實訓場所。
從公共性視角觀察，那麼今天的中國社會處於文化公共性觀念的何種階段？我們認為，根據我國的經濟基礎和國家性質，我們認為今天的中國處於人民大眾所有、所享、所治的公共性時代。所謂人民大眾所有、所享、所治的公共性，是指一個對全體人民開放，準許人民自由進出，共同參與和共享的場所的實際開顯，以及一個體現人民大眾的利益追求、情感、意誌和目的、價值與審美趣味的廣闊的“公共空間”的日漸生成，讓全體人民切實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真實的、真切的價值體驗，從形式上看，似乎是一種非常個人化事情，但是，從實質上講，卻是以優良的“公共生活”的存在為前提和根據的，脫離不開“公共性”邏輯，這是以往的人類文化思想史向我們所昭示的一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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